车开回省城的路上，没人说话。
杜文斌坐在后座中间，被沈清辞和郑远山夹着。他手里的糖还没拆。
宋恩泽坐副驾驶，翻着那三页案卷。第二页的现场勘查记录写得很简略。到场时间，弹孔位置，死者姿态，随身物品。每一项都只有一行。
“杜科长。”宋恩泽没有回头。
“嗯。”
“七二年的案卷入档时，你看过内容吗？”
杜文斌的手又开始抖。“看过。”
“几份？”
“两份。一起送到我手上。”
“谁送的？”
“技侦处的内勤。”
“叫什么？”
“不记得了。”
“你能记住二十年前的案卷内容，记不住送件人的名字？”
杜文斌低下头。糖从手心滚到腿上。
沈清辞把糖捡起来，拆了，塞进杜文斌嘴里。
“吃完再说。”
杜文斌嚼了两下。甜味在嘴里散开以后，他的手不抖了。
“送件的人叫马建军。技侦处内勤科的。”
“他现在在哪？”
“八三年死了。”
“怎么死的？”
“喝酒，摔到楼梯下面。”
沈清辞翻开账本。“这个系统里的人，死法都跟楼梯和水有关。”
宋恩泽问：“两份案卷，你是同时归档的？”
“不是。”杜文斌的声音低下去。“第一份先到。因公殉职。正常格式，有签章。我归了档。第二份隔了两个小时。”
“谁送的？”
“不是内勤送的。是一个穿便服的人。没报名字。”
“几点？”
“凌晨四点左右。”
宋恩泽把领物登记上的时间对了一遍。四点十二分。四点十五分。
“那个人送完案卷以后，有没有去领物？”
杜文斌抬头。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领物登记写的是四点十五分。你入档是四点左右。中间差了十五分钟。够他从档案室走到保管室。”
“他拿了什么？”
“宋长明的配枪和一袋材料。”
杜文斌的嘴停了。糖含在腮帮子里，鼓着一块。
“领物的人不是陈国栋。”杜文斌说。
“我知道。陈国栋那时候已经死了。”
“登记表上写的是陈国栋的名字。”
“签名是别人的。”
“你怎么看出来？”
沈清辞接话：“日期格式不一样。前两页用的是全称，第三页用缩写。同一批登记不会换格式。”
杜文斌看着她。“你也是查案的？”
“我查账。账和案，差一个偏旁。”
宋恩泽问：“那个穿便服的人，你看到脸了吗？”
杜文斌把糖咽了。
“看到了。”
“认识吗？”
“不认识。但他来过两次。第一次送案卷。第二次来领枪。第二次走的时候，他回头看了我一眼。”
“说了什么？”
“说，‘老杜，这些东西以后别提。’”
“你就没提了？”
“提了一次。”
“跟谁提？”
“陈国栋的妻子来找我。问她丈夫死前有没有来过档案室。我说没有。她不信。我把领物登记给她看。她看完以后，说了一句话。”
“什么话？”
“她说，‘这个签名是我丈夫练过的字。’”
车里安静了一会儿。
宋恩泽把这条线理了一遍。有人用陈国栋的名字领走了宋长明的配枪。签名是模仿陈国栋的笔迹。陈国栋在同一天死亡。死因是落水。
用一个死人的名字领枪。然后让这个死人永远没法否认。
“陈国栋的妻子后来呢？”
杜文斌摇头。“搬走了。听说去了南方。”
“哪个南方？”
“没人知道。”
郑远山开口了。他一直没说话。
“陈国栋的妻子叫张秀兰。搬去了湛江。八六年死了。”
宋恩泽转头。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“我躲在广西的时候，她托人给我带过一封信。信里只有一句话。”
“什么？”
“‘那天晚上来过档案室的人，不姓林。’”
车到了北江路口。老齐减速。前面有一个临时检查站。两个交警站在路中间。
“绕路。”宋恩泽说。
老齐打方向盘，从辅路拐了出去。车灯扫过路边的电线杆。电线杆上贴着一张寻人启事。
沈清辞扭头看了一眼。“刘海东。”
宋恩泽让老齐停车。他下去看。
寻人启事上写着：刘海东，男，六十二岁，患有老年痴呆，于某月某日走失。联系人：刘晓梅。
电话号码是医院的。
“这不是真的寻人启事。”沈清辞说。
“怎么看出来？”
“字是打印的。省城的寻人启事都是手写，去复印店印。这张纸的字体跟医院缴费单一样。”
宋恩泽把寻人启事揭下来。背面有字。铅笔写的。
“档案不在档案室。也不在铁柜里。”
跟李建国给他的那张纸背面一样的字。
同一个人写的。
“刘海东自己贴的。”宋恩泽说。
“他假装走失？”
“他在留记号。给我看的。”
沈清辞看着寻人启事。“他怎么知道你会走这条路？”
“他不知道。他贴了很多张。”
老齐说：“北江路沿线，我来的时候看见至少四张。”
宋恩泽上车。“去下一张。”
车沿着北江路开。果然，每隔三百米左右，电线杆上就有一张寻人启事。一共七张。
第七张贴在一栋居民楼的墙上。居民楼很旧，三层。一楼是一家修车铺，铁卷帘门拉着。
寻人启事背面写着：
“三楼，右边。敲三下。”
宋恩泽看了看楼。三楼右边的窗户没有光。
“你们在车里。”
“又是我们在车里。”沈清辞说。
“这次真的是一个人。”
“上次也是真的。”
“上次有老齐。”
“这次也有老齐。”
老齐没表态。他把车熄了，从座位下面摸出一根撬棍。
“我在楼下守着。”
宋恩泽进了居民楼。楼道里没有灯。他摸着墙上楼。二楼有户人家在打麻将，门缝里透出光和烟味。
三楼。右边。
他敲了三下。
门没有马上开。
里面有人挪动的声音。很慢。
门开了一条缝。
一只眼睛从缝里看出来。
“你是谁？”
“宋恩泽。”
“宋长明的儿子？”
“是。”
门开了。
屋里没有开灯。窗帘拉着。角落里摆着一张行军床。床上有被子和一只旧皮箱。
刘海东坐在床边。他比照片上老了很多。头发全白。背驼了。但眼睛亮。
“坐。”他指了指唯一的凳子。
宋恩泽没坐。“你家着火了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“你没回去。”
“回去干什么。该烧的都烧了。”
“什么该烧？”
刘海东从枕头下面摸出一根烟。没有打火机。他把烟叼在嘴里，不点。
“你父亲死的那天晚上，我在省厅值班。凌晨两点半，技侦处的电话响了。报告说东角码头发生枪击，一名公安干警殉职。”
“谁打的电话？”
“没有留名。”
“你记录了？”
“记了。值班记录本上写得清清楚楚。”
“值班记录现在在哪？”
“烧了。”
“你烧的？”
“我烧的。”
宋恩泽盯着他。
“你把证据烧了？”
“我把假的烧了。”
刘海东把烟从嘴里拿下来。烟没有点过，烟纸上留着牙印。
“七二年到八五年，省厅值班记录被改过四次。每一次都是同一个人改的。我当时是机要科的人。记录经过我的手。我知道哪些是原始记录，哪些是后来补的。”
“谁改的？”
“改记录不需要署名。但改完以后，要重新编号。编号的字体只有一种钢笔写得出来。英雄牌616。笔尖偏右。”
“你通过钢笔认人？”
“机要科的人，字认得比脸准。”
“那支笔是谁的？”
刘海东把旧皮箱打开。里面不是衣服，是纸。一摞摞的纸，用橡皮筋扎着。
他从中间抽出一张。
“这是我自己抄的备份。每次有人改记录，我就抄一份原件。抄了十三年。”
宋恩泽接过那张纸。
纸上是一行行的值班记录。日期。时间。来电内容。处理人。
七二年十月三日。凌晨两点三十分。来电：东角码头枪击。处理人一栏空白。
旁边用红笔标注了一行字。
“原记录处理人：林耀华。后改为空白。修改时间：七二年十月五日。”
宋恩泽把纸放在床上。
“这些备份你抄了多少？”
“四百六十二页。”
沈清辞要是在这里，会说一句“够算很多笔账了”。
宋恩泽没有说。他蹲下来，跟刘海东平视。
“你为什么给我爸写报告？”
刘海东没有回答。
“报告说现场弹道跟五六式步枪吻合。没有交火。凶手提前布置。你一个机要科的人，写不出这种判断。”
刘海东的手放在膝盖上。
“报告不是我写的。”
“谁写的？”
“你父亲。”
宋恩泽没动。
“他死前三天，把一份手写材料交给我。让我誊抄，打成正式报告。他说如果他出了事，就把报告交给上级。”
“他知道自己会出事？”
“他收到那封信以后，就知道了。”
“他知道信是假的？”
“他不确定。但他做了准备。”
宋恩泽站起来。
宋长明在死前三天就写好了现场判断。弹道。步枪型号。凶手布置方式。
他去东角码头之前，已经知道那里有人要杀他。
他还是去了。
“为什么？”
刘海东抬头。“什么为什么？”
“他知道是陷阱，为什么还去？”
“因为郜洪生真的在走私。”
宋恩泽的拳头收紧了。
“你父亲想抓郜洪生。他知道有人设了套，但走私是真的。他赌自己能先抓到人，再处理陷阱。”
“他赌输了。”
“他没有输。”刘海东把旧皮箱盖上。“他口袋里的纸条，是他最后写的东西。他知道开枪的人是谁。”
“刘海东三个字？”
“不是叫我。”
宋恩泽看着他。
“你父亲口袋里的纸条写了两行。第一行是‘刘海东’。第二行是‘问他四点十二分’。”
“四点十二分。”
“领物登记的时间差三分钟。你父亲写报告的时候，已经算过这个时间。他知道凶手会回档案室领枪。”
“领什么枪？”
“你父亲的枪不是他自己带去码头的。他的配枪在事发前一天被调走了。调枪的手续上写着‘例行保养’。枪送去保养室以后，被人调换。调换后的枪，子弹不是标配。”
“什么意思？”
“打死你父亲的子弹，是他自己的枪里出来的。”
宋恩泽没说话。
刘海东站起来。他的腿不好使，撑着床沿才站稳。
“凶手用你父亲的枪杀了你父亲。然后在四点十二分回档案室，用陈国栋的名字把枪领回去。领回去以后，把子弹换了。枪还是那支枪。但弹道证据已经对不上了。”
“所以报告里的弹道分析——”
“是你父亲自己算的。他知道自己的枪被换过。他在报告里写了原始弹道数据。这组数据跟后来检测的不一样。”
“你保存了原始报告？”
“烧了。”
“你说你烧的是假的。”
“报告原件太危险。我把关键数据抄在别的东西里。”
“抄在哪里？”
刘海东走到窗边，掀开窗帘一角。
“你楼下有个女的，一直在看这边。”
“那是我的会计。”
“会计半夜不睡觉？”
“她在算加班费。”
刘海东放下窗帘。他回到床边，从旧皮箱底部摸出一个铁皮烟盒。
烟盒打开。里面不是烟。是一张叠得很小的纸。
纸上密密麻麻写着数字。弹道参数。角度。距离。弹头重量。
最下面一行写着：
“开枪距离十二米。角度偏下三度。射手身高约一米七五。惯用右手。右脚站位偏前。”
右脚偏前。
周永昌走路的方式。右脚先试地面。
不对。周永昌那时候才十七八岁。
郑远山说的那双棕色三接头皮鞋。右脚比左脚慢半拍。
宋恩泽把纸条收好。
“射手是谁？”
“你自己对。”
“你知道。”
“我知道的，你父亲都写在报告里了。报告被退回来。退的人不想让别人看到射手的描述。”
“退报告的是谁？”
“你已经见过他了。”
“林耀华。”
“不是。”
刘海东坐回床上。
“退报告的人，今晚在南湖饭店四号包间等你。”
宋恩泽的手停在口袋里。
“林耀华退的。”
“林耀华签的退回章。但退回的命令不是他下的。”
“谁下的？”
“你去问一个人。这个人现在还活着。”
“谁？”
刘海东把铁皮烟盒合上。
“高德胜的老上级。省厅原常务副厅长。”
“叫什么？”
“你已经知道了。”
宋恩泽没有出声。
刘海东看着他。
“你父亲口袋里的纸条，第一行写的不是我的名字。”
“那是谁的名字？”
“刘海东是我的化名。我原来叫刘振山。”
宋恩泽退后一步。
刘振山。省公安厅原副厅长。李建国说七八年死了。脑溢血。
“你没死。”
“死了一次。换了个名字。”
“你诈死？”
“不是诈。是有人替我死了。”
楼下传来老齐的声音。“宋老板，有车过来了。”
刘海东——或者说刘振山——站起来。
“你父亲当年去码头，不是因为那封信。他是去见我。”
宋恩泽看着这个老人。
“你约他去的？”
“我约他去抓郜洪生。林耀华截了消息，用另一封信把时间提前了两个小时。你父亲到的时候，我还没到。”
“你到了以后呢？”
“我听见了枪声。”
门外传来脚步。有人上楼了。不止一个。
刘振山拿起旧皮箱。
“走后窗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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