沈清辞第二天下午回到工厂。
她进办公室，把一个布包放到桌上。布包拆开，里面是两捆钱，一捆一万。
“取出来了？”宋恩泽问。
“取出来了。信用社主任问我是不是准备结婚。”
“你怎么说。”
“我说准备入股。”
“他信了？”
“没信。他说结婚也是入股，还不一定分红。”
宋恩泽拿起其中一捆，数了数。
沈清辞把钱按住。
“二万。百分之五股份。先写收据。”
“我不会赖你的。”
“会不会是你的事。留不留凭证是我的事。”
宋恩泽找出长明电子的收据本，写明收到沈清辞追加投资两万元，占股比例调整为百分之二十。他签了字，又盖了工厂的公章。
沈清辞检查一遍，把收据折好，装进包里。
“船票买了。明天早上七点，蛇口出发。”
“三舅呢？”
“住进职工宿舍了。我给他请了七天假。”
“他没问去澳门做什么？”
“问了。我说买算盘。”
宋恩泽看她。
“他信了？”
“这次信了。他觉得我跑一趟澳门，只为省十几块钱，很符合我的人品。”
两万块入账，眼前的缺口还差一万二。专利异议书、广交会展位、工人工资，哪一项都不能停。
宋恩泽把一万块锁进保险柜，另一万交给沈清辞。
“明天走之前，把这笔钱存进工厂账户。律师费先付。”
“你手里留多少？”
“八百。”
“去澳门带八百？”
“见人，不是去赌钱。”
“澳门吃饭也要钱。”
“何志远约的地方，他付。”
“人家要是不付呢？”
“那就不吃。”
沈清辞拿出账本，把钱记进去。
宋恩泽盘算。何志远敢把见面地点放在澳门，说明他不信香江，也不信深城。高德胜在两边都有人，澳门反而成了空当。
但澳门也不是安全地方。
何志远主动联系，手里拿着那封信。他的目的还没露出来。一个人不会只为替别人伸冤，偷父亲保险柜里的东西。他必定还要换点什么。
第二天早上。
两人上了去澳门的客轮。
船舱里坐满了人。有人去探亲，有人去做生意，还有几个人提着空旅行袋，准备回来时装满电器。
沈清辞晕船。船开了半小时，她就不说话了。
宋恩泽递给她一只塑料袋。
“干什么？”
“吐。”
“我不吐。”
十分钟后，她把塑料袋接了过去。
“这算出差工伤。”她说。
“算交通损耗。”
“人也能算损耗？”
“裤子都能算办公耗材，人为什么不能。”
沈清辞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。
“宋恩泽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学坏了。”
客轮靠岸后，两人办完手续，从码头出来。
何志远约的地方在新马路，一家老茶楼。两层，楼下卖点心，楼上有包间。人不少，不适合动手，也不适合长谈。
宋恩泽在街对面站了几分钟。
他先看出入口。
茶楼正门临街，后门通一条窄巷。二楼靠街有窗。真出了状况，从窗户走不现实，走后门更合适。
沈清辞在旁边看商店橱窗。
“你看什么？”宋恩泽问。
“算盘。”
“真买？”
“来都来了。”
她指了指橱窗里一把十三档木算盘。
标价四十五澳门元。
沈清辞看了一会儿，没进去。
“贵？”宋恩泽问。
“比香江便宜两块。还是贵。”
“回来再买。”
“回来要是被人追，没工夫买。”
宋恩泽看了她一眼。
两人进了茶楼。
二楼最里面的包间，何志远已经到了。
三十岁上下，戴一副黑框眼镜，穿白衬衣。桌上放着一个公文包。他不像高德胜。至少从脸上看不出父子关系。
何志远站起来。
“宋先生。沈小姐。”
“你认识她？”宋恩泽没坐。
“我调查过长明电子。”
“查到什么程度？”
“股东，财务，工厂人数，主要业务。还有你们正在申请的专利。”
沈清辞拉开椅子。
“查账要收费。”
何志远愣了一下。
“什么？”
“你查了长明电子的财务。会计事务所查一次，最少收五百港币。”
“我只看了工商资料。”
“那算简查。收一百。”
何志远推了推眼镜。他原本准备了不少话，一时没接上。
宋恩泽坐下。
“信呢。”
何志远没有碰公文包。
“先谈条件。”
“说。”
“我要郑远山。”
“你要他干什么？”
“带他去香江，做证人。”
“给谁作证。”
“香江廉政公署。”
宋恩泽看着他。
高德胜是内地退休公安干部。宋长明的案子发生在内地。香江廉政公署管不到。
“你找错地方了。”宋恩泽说。
“高德胜在香江有账户。过去十五年，至少有七笔钱从香江公司汇给他控制的人。总数超过三百万港币。廉政公署查不了内地的命案，但可以查香江这边的行贿和洗钱。”
“郑远山能证明什么？”
“证明高德胜用化名参与走私。只要身份对上，后面的账户就能接上。”
宋恩泽盘算。
何志远要的不是替宋长明翻案。他想从香江这边下手，把高德胜的钱和关系先掀出来。
这条路能走。
但郑远山躲了十三年。刚露面就遭到追杀。把他交给何志远，等于换一张没写金额的支票。
“不行。”宋恩泽说。
何志远也没劝。
“那封信不能给你。”
“先看。”
“先答应。”
“没见货，不谈价。”
服务员推门进来，放下茶和四笼点心。
何志远等门关上，才打开公文包。
他取出一个牛皮纸袋，放到桌面。
没有递过来。
沈清辞伸手。
何志远按住纸袋。
“沈小姐。”
“我只看封口。”
“坐着也能看。”
“你手挡着了。”
何志远把手拿开。
沈清辞把纸袋转了半圈。封口处有两层胶痕。第一层已经发黄，第二层颜色较新。袋口右侧盖着一个红章。
“省公安厅技术侦察处，机要存件。”
沈清辞念完，抬头。
“这个章什么时候盖的？”
“七二年十月。”
“假的。”
何志远的手停在茶杯旁边。
“哪里假？”
“印泥不对。七十年代机关常用的是油性印泥，放十几年会渗进纸纤维。这个章边缘发干，红色浮在纸上。盖章时间不超过三年。”
何志远没说话。
宋恩泽看着他。
“你拿一封假信约我来澳门。”
“里面是真的。”
“打开。”
何志远撕开封口，从里面取出一张折过三次的信纸。
信是用蓝黑墨水写的。
内容很短。
“长明同志：郜洪生十月三日夜在东角码头交接军用物资。局内有人通风，不宜上报。请于夜间一点独自到场。事关重大，阅后焚毁。”
没有署名。
宋恩泽看完，递给沈清辞。
沈清辞没先看字。她把纸摊平，摸了摸折痕，又对着灯看水印。
“纸是旧的。”她说。
“信也是旧的。”何志远说。
“没署名。你怎么证明它是我爸收到的那封？”
何志远从公文包里取出一本硬皮笔记簿。
“这是我父亲七二年的工作记录。十月四日那一页，写着一句：‘宋信已收，枪交林。’”
宋恩泽接过笔记簿。
纸页发黄。每天都有短记录。会议、出差、接待、车辆安排。十月四日那页的右下角，确实有六个字。
宋信已收，枪交林。
“林是谁？”宋恩泽问。
“林耀华。”
“凭什么是他？”
“七二年省厅技侦处只有一个姓林的，但他叫林东海。早在九月份就住院了。跟这件事有牵连，又姓林的，只有林耀华。”
“推测不值钱。”
“我还有东西。”
何志远取出一张照片。
照片拍的是三个人。高德胜站在左边。林耀华站在右边。中间是一个宋恩泽没见过的男人。
三人面前的桌上，摆着一支五六式步枪。
照片背面写着日期。
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八日。
距离宋长明被杀，五天。
“中间的人是谁？”宋恩泽问。
“周永昌的父亲，周茂才。当年是省民兵物资仓库的保管员。”
宋恩泽把照片放下。
枪的来源有了。
高德胜负责弄枪。林耀华负责审批和销货。周茂才从民兵仓库把枪拿出来。
还缺开枪的人。
“你父亲为什么把这些东西留着？”沈清辞问。
“保命。”
何志远端起茶，没有喝。
“宋长明死后，林耀华升得很快。高德胜也从副处长升了处长。两个人继续合作。后来走私线扩大，从手表、布匹，做到彩电和汽车零件。”
“既然合作，为什么要留证据？”
“他们不信对方。我父亲留林耀华的证据。林耀华手里也有我父亲的账本。”
宋恩泽翻着高德胜的工作记录。
记录很细。哪天见了谁，哪天用了哪辆车，连加了多少公升汽油都有。
十月三日那页被撕掉了。
只剩一小截纸根。
“这一页呢？”
“我拿到时就没了。”
“你从保险柜偷东西，高德胜没发现？”
“发现了。”
“所以他让人找你。”
“不是找。是杀。”
何志远解开衬衣最上面的扣子。他脖子靠近锁骨的位置，有一道刚结痂的伤口。
“我离开香江前，有人在停车场堵我。刀口偏了两寸。”
沈清辞看了一眼，继续翻那封信。
她的目标很简单。判断东西真假，判断何志远有没有留手。
现在看，信纸是真的，外面的档案袋是后配的。工作记录也有缺页。何志远没有交出完整证据。
这个人不是来送东西的。
他是来谈生意的。
“你母亲为什么带你改姓？”沈清辞问。
何志远转头看她。
“这跟信没有关系。”
“有关系。你要扳倒亲生父亲，总得有个理由。没理由的人，做事不值钱。今天帮我们，明天也能卖我们。”
何志远把茶杯放下。
“我母亲叫何淑云。七二年在省外贸局机要室工作。”
宋恩泽停下翻页。
“她见过这封信？”
“信是她抄的。”
包间外有人走过。脚步停在门口，又走了。
何志远把声音压低。
“原稿是林耀华写的。他不想留下自己的笔迹，让我母亲誊抄。她当时以为是正常的办案情报。宋长明死后，她才发现自己做了什么。”
“她后来呢？”
“七八年死了。说是服药自杀。”
“你信吗？”
“她不会吃安眠药。她睡觉从来不吃药。”
何志远说完，把工作记录合上。
“她死前留了一封遗书。只有一句话。‘志远，不要当你父亲那种人。’我改姓，不是为了躲谁。是她下葬之后，我自己去改的。”
宋恩泽没再问。
何志远把那封信和照片收回纸袋。
“郑远山交给我。我把原件给你。”
“不给。”
“那就没得谈。”
“你可以带廉政公署的人来深城。郑远山当面作证。人不交给你。”
何志远皱了一下眉。
“他们不会进内地办案。”
“那就让郑远山去香江一天。李建国的人全程跟着。录完口供，回来。”
“高德胜在口岸有人。”
“你安排一辆廉政公署的车，直接从口岸接。做不到，说明你这条线也不牢。”
何志远盘算。
宋恩泽不只是在还价。他在试自己的底。廉政公署是否真的介入，有没有能力保护证人，过一次口岸就能检验。
如果连口岸都过不去，郑远山去了也是送命。
“我可以安排。”何志远说，“但原件要等作证之后再交。”
“照片先给我。”
“不行。”
“那张照片里有枪。你带着它走不出澳门。”
何志远抬头。
宋恩泽朝门口看了一眼。
门底下有两道影子。
从刚才起，外面的人已经换了三拨。每一拨都在门口停一下。茶楼服务员不会穿皮鞋来回守着。
何志远伸手去拿公文包。
门开了。
两个穿便衣的男人站在外面。
其中一个亮出证件。
“澳门司法警察。何志远先生，有人报案，说你携带失窃的机密文件。请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”
何志远没动。
宋恩泽看了一眼证件。
证件上的照片是本人。印章也全。但证件右下角的编号被拇指压住了。
“把手移开。”宋恩泽说。
男人看向他。
“什么？”
“证件编号。让我看清楚。”
“你是谁？”
“报案人。”
男人愣了一下。
“你报的案？”
“对。失窃文件是我的。”
何志远看着宋恩泽。沈清辞也转过头。
门口两个人互相看了一眼。
他们来之前收到的消息，是何志远从内地带出一批机密文件。没听说失主就在这里。
“既然你是失主，一起回去。”男人说。
“先登记失物。”
宋恩泽指着桌上的纸袋。
“里面一封信，一张照片，一本工作记录。照片上有三个人和一支步枪。你们拿走之前，写清楚。少一样，我去警署投诉。”
男人盯着桌面。
他不清楚纸袋里到底有什么。周永昌只让他们把人和东西一起带走，没说里面牵扯命案。
宋恩泽越说越具体，他反而不敢碰了。
“谁报的案？”沈清辞问。
“不能透露。”
“失窃地点在哪？”
“香江。”
“香江丢的东西，澳门司法警察上门抓人，报案速度够快。”沈清辞说，“我们下船才两个小时。比送点心快。”
外面的走廊传来一阵脚步。
这次来了四个人。穿制服。
领头的警员看了包间一眼。
“谁报案？”
门口两个便衣没回答。
领头警员伸手。
“证件。”
刚才亮证件的男人往后退了半步。
“误会。”
他说完转身就走。
另一人跟着跑。两名制服警员追了出去。
何志远坐在椅子上，手还按着公文包。
宋恩泽拿起桌上的虾饺，咬了一口。
“你的人？”何志远问。
“不是。”
“那真警察为什么会来？”
沈清辞从桌下拿出一个茶壶盖大小的金属烟灰缸。
“刚才服务员进来时，我让她报警了。”
“你什么时候说的？”
“你们谈郑远山的时候。”
“我没听见。”
“用纸写的。压在茶钱下面。”
何志远看着她。
他原本把沈清辞当成管账的。到现在才明白，宋恩泽带她来，不只是验信。这个女人进门后没说几句，但门、窗、服务员、外面的人，她全留意了。
长明电子账上只有一万多块，能撑到今天，不全是宋恩泽的本事。
何志远把照片抽出来，推到宋恩泽面前。
“照片给你。信不行。”
宋恩泽收起照片。
“明天下午，我给你答复。”
“你们住哪？”
“没住处。”
何志远看了一眼手表。
“今天回深城的船已经没了。”
沈清辞说：“所以你付住宿费。”
何志远沉默了几秒。
“可以报销吗？”
“可以。算证人招待费。”
三个人走出茶楼。
外面两名假警察已经不见了。真警察留下问了几句话，记下何志远的住址，让他明天去警署补一份笔录。
何志远先走。
宋恩泽和沈清辞回到刚才那家商店。
沈清辞买下那把十三档算盘。
四十五澳门元，一分没少。
“不是嫌贵？”宋恩泽问。
“何志远报销。”
“他只答应住宿费。”
“算盘今晚住酒店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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