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昔到王主任办公室的时候，阁委会信访小组的人已经喝完了一杯茶水。
“主任，三位同志。”林昔敲门进屋。
信访小组带头的是一位姓钱的同志，看了眼林昔，说：“林昔同志你好，我们市里收到了一封关于你的举报信，所以按流程过来调查一下。”
这态度，跟田志国描述的完全不一样。
林昔眉头微微一皱。
那位姓钱的同志以为她是被自己的话吓到了。
他都够温和了，这也不行？
连忙补救道：“林同志，你不用紧张害怕，我们知道你是军人家属，所以组织上并没有对你有任何的怀疑，只是例行调查，走个流程。”
“好的。”林昔点头。
把人团长媳妇带走问话，传出去不合适。
钱组长直接征用了王主任的办公室。
“第一个问题，我们收到的举报信上说，你有很多古书古籍的收藏，还有一颗价值高昂的中药，麻烦你解释一下这些东西都是从什么渠道获得的。”
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，中国的法制体系受到严重冲击，并不存在像后世，有“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”这样明确、统一的法律标准。
这个时期拥有“巨额财产”本身并不直接对应一个法定的罪名，而是高度依赖于财产的来源、持有者的身份以及当下复杂的政治运动背景。
但通常，家里财产金额巨大，都会被成三种罪：
一种是“反革命罪”。这是这个时期最严重的政治罪名。
如果财产来源被怀疑与“旧社会”背景、反动势力有关，或持有者被认定为“阶级敌人”，这些财产就会被视作“反革命活动”的资本和证据。
一种是“贪污盗窃、投机倒把”罪。
1970年开展的“一打三反”运动，重点打击的就是这个罪名。
如果不能解释清楚巨额财产来源，极易被判定为运动对象，扣上“贪污犯”或“投机倒把分子”的帽子。
还有一种，就是“贪污罪”。
萧家身份特殊，加上萧经闻自己等级也较高，所以林昔手里有巨额财产，很容易就会被认定为利用职权贪污所得，以“贪污罪”论处。
无论哪一条，都是林昔承受不起的罪名。
吴长安这步棋确实走得挺狠。
林昔敛了敛眸子，回答道：“继承遗产。”
说完，她抬手，把自己一路拎进门的布兜放到办公桌上，递给三位同志。
幸好那些古书古籍和姥姥留下的财产都被她随手收到了空间里，拿出来也方便。
林昔示意三位同志打开布兜。
“三位同志，我想，举报信里说的价值高昂的古书古籍应该指的就是这几本。”
钱组长拿过面上的一本书，看了眼书封。
《氾胜之书》
不是农学出身，他并不知道书里是什么内容，于是往后翻了几页。
王主任在一旁帮着解释：“钱同志，你手里的那本，和剩下的四本：《齐民要术》、《陈敷农书》、《王祯农书》、《农政全书》被称为五大农书，都是搞学农研究用的，没有反政治言论，我能担保。”
钱组长又快速阅览了几页，发现确实如王主任所说，书里写满了晦涩难懂的专业词。
这才把书放下。
回归主题：“继承遗产？我们来之前调查过，听说林家在民国时期是很有名的富商。”
“所以这些钱是祖上留下的？”
怀璧其罪的道理，林昔懂，她连忙纠正信访小组的说辞。
“钱组长，可没有钱呐！”
“我姥姥留给我的只有这些古书籍和几味药材。”
这就涉及到举报信里的吴长安举报的另一点了。
钱组长问：“既然没有留下钱财，那你存折上的那七千块钱是怎么回事？”
异地取款，流程层层审批，公开透明，不用特意查，银行那头都会主动给阁委会提供证据。
“那个钱是我的嫁妆和彩礼。”
“嫁妆和彩礼？”
三位信访人员同时惊讶出声。
条件再好的家庭，结婚不过也就是准备个三大件。
三大件五百足够了。
七千和五百，这两个数字差的也太离谱了。
看出大家的惊讶，林昔说：“如果不信的话，你们可以一笔一笔的查。”
她随后，从兜里摸出一本存折。
“这是我存折里所有的钱。每一笔都可以查清楚来源。”
钱组长接过存折，翻开。
这时期，存折还是手写盖章的，取一笔，记录一笔。
最近一笔取款支出七千元，后面跟着两个特批的公章。
现在存折里剩余九千二百块钱。
林昔说：“这张卡里当初一共有一万六千二百块钱。其中三千，是我公婆多年积蓄，心疼我来藏区补贴给我的，另外一万万千二百块，是萧经闻的工资。”
“他来藏区驻军，十二年的津贴都在这，他今年的津贴是112块，之前的津贴可以去部队核实。”
从林昔说出“萧经闻十二年津贴都在这”的那一刻开始，这笔钱就不需要核实了。
一个副团级干部，十年的津贴，一万多真不多。
萧经闻立过多少功，他们都是知道的！
如果连革命军人都不相信，那才是真正寒了边防战士们的心。
“不用不用。”钱组长说，“只是例行询问。”
因为对军人的敬畏，他说话语调又温和几分。
“那收入来源我们清楚了，只是这几本书……”
文革时期，书籍类的东西都比较敏感，钱组长的意思是要把书带回去核实。
毕竟遗产这件事无凭无据的，不好解释。
“书我也能交代清楚来源。”林昔打断钱组长的话。
抬手，拿起一摞书里最下面的一本，翻开。
然后在所有人目光注视下，缓缓拿出一张照片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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