指纹比对结果回来得比预想的快。
范文修——“张文远”——右手十指指纹与国际刑警组织红色通缉令存档完全吻合。
当地法院用了不到一周走完遣返程序。方志刚代表省厅签署了接收文书，公安部国合局派了两名押解员从国内飞过来。
苏寒原本的返程航班早就过期了。
周泽宇改签了三次机票，每次改签都要打一通电话跟省厅报账。第三次的时候，他的表情已经很麻木了。
“苏专家，你知道改签费多少吗？”
“不知道。”
“我也不想知道。”
出发当天早上，陆联络官开车把所有人送到机场。
临上车前他跟苏寒握了握手。
“以后有机会再来，我请你吃正宗的冬阴功。”
苏寒笑了笑。“下次来最好别是追逃。”
“那可不好说。你们中国法医都这么能跑吗？”
“就我一个。别的法医比较正常。”
陆联络官哈哈笑了两声，拍了拍他的肩膀。
押解航班是商业航班，经济舱最后三排被整排包下来。范文修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手腕上戴着约束带，两个押解员一左一右夹着他。
苏寒和林雅婷坐在斜后方一排。
周泽宇坐在更后面，抱着一堆文件袋，上了飞机就开始补觉。
十一个小时的航程。
起飞后半小时，范文修要了一杯水。押解员帮他拧开瓶盖，他双手捧着纸杯喝了两口。
手在抖。
苏寒能看到他后脑勺的白发，稀疏的，贴着头皮。后颈上的晒斑在机舱灯光下显得格外深。
一个七十一岁的老人。
如果不知道他做过什么，谁都会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、病恹恹的退休老头。
飞机平稳巡航之后，机舱里安静下来。大部分乘客都睡了。
林雅婷翻了几页文件，又合上了。
“你在看他。”她压低声音说。
“嗯。”
“看什么？”
苏寒没回答。
他在观察范文修的坐姿。微微佝偻，肩膀塌着，头时不时往右偏——右侧肾区不适的下意识反应。他的左手一直在搓右手腕上约束带的边缘，动作很轻，像是一种自我安慰的习惯。
航程过半的时候，范文修开口了。
他没有回头。声音很小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故意说给后面的人听。
“那些孩子如果留在院里，也活不长。”
机舱里空调的嗡嗡声填满了每一寸空间。
苏寒的手搭在小桌板上，没动。
林雅婷偏过头看他。他的表情没有变化，眼神也没有波动。就那么听着。
范文修又说了一句。
“九十年代末那会儿，拨款一年比一年少。冬天没有暖气，夏天没有空调。有的孩子送来的时候就有病，治不起。我不是……我不是没想过别的办法。”
他停了一下。
“但没有人管。真的，没有人管。”
安静了大概三十秒。
苏寒伸手从前排座椅兜里拿出自己的笔记本。
他翻到空白页，写了四个字。
自我合理化。
然后合上本子，塞回去。
林雅婷瞥到了那四个字。
她没说什么。
接下来的五个小时，范文修再没有开口。苏寒也没有。
飞机降落前四十分钟，广播提示系好安全带。范文修右手撑了一下扶手想调整坐姿，手上的约束带绷紧了，他愣了一下，像是忽然才意识到自己戴着这个东西。
然后他慢慢转过头。
隔着一排座位，他和苏寒对视了大概两秒。
苏寒的目光很平。不是恨，不是怒，甚至不是鄙夷。就是很平地看着他，像是在看一份等待归档的物证。
范文修先收回了视线。
他又低下头去。后颈的晒斑在灯光下一块一块的，像某种标记。
飞机开始下降。
窗外的云层破开，下面是大地。城市的轮廓逐渐清晰——楼房、马路、河流。
临江。
苏寒看了一眼手表。
十九年零四个月。
从这片土地出去，又从这片土地回来。
走的时候换了名字、换了身份、换了国家。
回来的时候，戴着手铐。
飞机落地那一刻的颠簸把周泽宇震醒了。
他揉着眼睛嘟囔了一句：“到了？”
“到了。”苏寒说。
周泽宇看了看窗外。
“苏专家。我跟你出差这趟，改签了三次机票，跑了六趟警局，翻译了两万多字的文件，熬了四个通宵。”
“辛苦了。”
“你觉得省厅会给我报加班费吗？”
苏寒想了想。“你可以试试。”
“算了。国际合作处从来不批。”周泽宇苦着脸把安全带解开，“我就当锻炼英语了。”
舱门打开。
两位押解员站起来，左右架着范文修，沿着通道往前走。
范文修的脚步很慢。右腿还是那个节奏——左脚落地稳，右脚落地微顿，身体轻微偏移。
走到舱门口的时候，他停了一下。
阳光从舱门外照进来，很亮。
他眯了眯眼，被押解员架着走了出去。
苏寒站在后面，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廊桥的拐角处。
他拎起自己的背包，跟林雅婷一起走出机舱。
外面的空气和那边不一样。没有椰子树的热带味道。
是深秋。
临江的风裹着凉意灌进来，把人吹得清醒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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