烟绯是在一个阴雨绵绵的下午接到那起案子的。委托人是个三十出头的男人，眼眶深陷，颧骨高耸，胡子至少好几天没刮，手指上全是旧伤疤。他坐在她对面，用极低极哑的声音把整件事从头讲了一遍。他女儿得了一种极罕见的血液病，需要尽快手术，但他凑不齐手术费。他把所有能借的钱都借了，所有能卖的东西都卖了，连祖宅的房契都押给了放贷的。还差一大截。那天他从医院出来，在巷口看到一个中年女人刚从钱庄取完钱出来，怀里抱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包。他说他当时脑子里什么都没有了，没有法律，没有后果，只有女儿躺在病床上那张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的脸。他冲上去抢了那个布包，跑了两条街，把钱交到了医院的收费窗口。女儿的手术很成功。他被千岩军带走的时候，女儿刚从麻醉中醒过来，隔着病房的玻璃窗，用还插着输液管的小手朝他挥了挥。
烟绯听完这个案子，沉默了很久。她不是第一次接这种案子——抢劫案在璃月港每个月都有，但这次不一样。这次她看完卷宗之后，一个人在书房里坐了很久，反复翻着那几页薄薄的案情记录。她站起来走到窗边，又走回来坐下。然后她翻开法典，一字一句地核对抢劫罪的构成要件——主观故意，客观行为，危害结果。全部符合。她合上法典，对着桌上的卷宗轻轻叹了口气，然后打开案卷扉页，拿起笔，在辩护策略那一栏写下了两个字：认罪。那天晚上她在自己的笔记里写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话，写完之后又全部划掉，只在最后一行留下了一句没有划掉的句子：“法律不是天平，法律是准绳。准绳只能量出对错的长短，称不出人心的重量。”
后来她听说那个被抢的中年女人自杀了。那个女人的丈夫早年在矿难中去世，她独自拉扯两个孩子，一个还在襁褓中，另一个刚上私塾。布包里的钱是丈夫的抚恤金，她攒了大半辈子，准备用来给大儿子交束脩、给小儿子治病。钱被抢了，人没追上。她在家里哭了很久，然后把两个孩子托付给邻居，说出去买点东西。她从码头的栈桥上跳了下去。烟绯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整理案卷。她把笔放下了，很长时间没有拿起来。她坐在办公椅上，看着窗外那片被风吹得沙沙作响的梧桐叶，忽然想起很多年以前，她的师父对她说——你将来会面临很多选择，大部分选择都在法律和道德之间。法律告诉你怎么做是对的，道德告诉你什么是好的。如果有一天它们指向了相反的方向，你要自己选。她当时问师父，怎么选才是对的。师父说，选什么都对，选什么都错。
师父没有骗她。她只是花了太多时间才真正理解那句话。
后来她又接了一个案子。一个商人从须弥进口了一批能治疗某种璃月本地罕见病的特效药，价格只有正版药的好几十分之一。他用自己的商队把药运到好几个偏远村庄，救了很多买不起正版药的病人。但他卖的是盗版药。正版药店的老板把他告上了法庭，罪名是走私和侵犯知识产权。证据确凿，法条清晰，烟绯在法庭上帮那个老板打赢了官司。商人被判了重刑，非法所得全部没收。宣判那天，旁听席上坐满了从乡下赶来的病人和家属。他们不是来抗议的，他们只是安静地坐在那里，用一种烟绯永远忘不了的眼神看着她。那种眼神没有愤怒，没有指责，只有深深的、无法理解的困惑。他们不明白，这个救了他们命的人，为什么会变成罪犯。他们不明白，这个在法庭上伶牙俐齿的女律师，为什么帮着那个抬高药价、让他们买不起药的正版老板，把救了他们的人送进监狱。
烟绯走出法院时，在台阶上遇到一个老人。老人的手上有长期劳作的厚茧，指甲缝里还嵌着没洗干净的泥土。他佝偻着背，用沙哑的声音问她为什么。她说，他卖的是未经批准的盗版药，侵犯了知识产权，按照璃月律法是犯罪行为。老人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问她——“那如果救命药是犯法的，犯法的事是不是就不能做。”烟绯张了张嘴，没有回答。她站在法院门口的台阶上，看着那个老人佝偻的背影消失在街角，忽然觉得手里的法典比任何时候都要沉重。
之后又有了更多的案子。一个男人路过一条小巷时听到里面传来呼救声，他犹豫了一下，没有进去，掏出手机打了千岩军的报警电话。千岩军赶到时，受害人的钱包已经被抢走了。受害人起诉了那个路人，理由是他见死不救。烟绯接了被告的委托，在法庭上为他做了无罪辩护。她引用了法典里关于见义勇为和法定救助义务的全部条款，论证得滴水不漏。法官采信了她的辩护意见，当庭宣判被告不承担法律责任。但旁听席上有人站起来指着被告骂懦夫，被告低着头匆匆离开法庭，走出法院大门时回头看了烟绯一眼。那个眼神里没有感激。
有个男人在拥挤的摆渡船上被指控猥亵一个年轻女孩，他坚称自己只是船身摇晃时不小心碰到了对方。烟绯接了被告的委托，反复勘查现场，请船工还原了当天摆渡船经过浪区的轨迹，证明船身确实在事发时刻剧烈摇晃。法官采信了她的论证，被告被判无罪。但走出法院时，那个女孩站在台阶上，用极轻极轻的声音说——“他有没有做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你是律师，你什么都知道。你只是为了赢。”
烟绯没有辩解。她只是在那个深夜独自坐在书房里，把法典从头翻到尾，又从尾翻到头，翻到指尖被纸页割破。
然后就是那个少年。十六岁，瘦得像一根竹竿，肩膀窄窄的，穿着极不合身的校服，站在被告席上浑身发抖。他被霸凌了很久很久，每天都活在恐惧中。他的课本被人扔进马桶，衣服被人剪破，午餐被人倒进垃圾桶。他找过老师，找过家长，找过所有他能找到的人，没有人帮他。那天放学后，那个霸凌他的人又来了，把他堵在巷子里，揪着他的头发往墙上撞，说今天要打死他。他在地上摸到一根不知道谁丢在那里的铁管，挥了出去。那个人死了。少年的父母跪在烟绯家门口，磕头磕到额头渗血，求她帮他们的儿子辩护。烟绯把他们扶起来，让他们先坐下慢慢说，然后听完整个故事，沉默了很久。
第二天，她拒绝了少年的父母的委托。不是不想帮他，是她发现自己无法再站在法庭上为一个她认为“做得对”的人辩护，同时又不得不承认他的行为在法律上构成犯罪。她把案子转给了另一个律师。
最终判决下来那天，烟绯旁听了宣判。少年被判了重刑，他被押出法院时，烟绯看到他的眼睛——那双十六岁男孩的眼睛，没有愤怒，没有恐惧，只有一种被磨到极薄极透之后的疲惫。那双眼睛，和她在某个深夜里在镜中见过的自己重叠在一起。
那天傍晚，烟绯从法院步行回家，穿过那条她走了无数次的小巷。夕阳从巷口照进来，把她的影子投在青石板路上，拉得很长。她听到身后有脚步声，极急极密，不止一个人。她转过身，看到两张脸——少年的父母，和那个少年一模一样的瘦弱骨架，同样的眉骨，同样深陷的眼窝。母亲的怀里抱着一个相框，相框里是她儿子穿着校服、站在家门口挥手告别的照片。父亲手里握着一把水果刀。刀捅进烟绯腹部的那一刻，她低头看着刀柄——那上面还贴着超市的减价标签。她没觉得疼，只觉得一阵极快极凉的冷意，从腹部蔓延到四肢，从四肢蔓延到心脏。她跪倒在青石板路上，那个母亲跪在她面前，用嘶哑到几乎无法分辨的声音说——“你明明可以救他。你为什么没有救他。”烟绯张开嘴，想说很多话。想说她已经尽力了，想说法律不是她写的，想说她已经分不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了。但她什么都说不出来。她的嘴唇动了动，喉咙里只发出一声极轻极轻的、像叹息一样的声音。她倒在血泊里，手指还微微蜷着，指尖的方向朝着法院大楼那扇她无数次推开又无数次关上的大门。
直到死，她还在想——法律告诉她什么是错的，道德告诉她什么是对她。她按法律行事，为什么到头来法律和道德的夹缝里，每一道伤疤都在问她——“是你干的吗？”她回答不上来。巷口的光照在她身上，温暖得像母亲的手，但她已经感觉不到了……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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