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行行行，我不说了。”
联欢会散了之后，我在小区门口碰到了宋建华。
他在路边倒热水瓶里的水。
“您是刚才唱《映山红》的那位？”
“是。唱得不好。”
“挺好的。中间忘词那一下特别自然。”
这个人说话有点意思。
“您住几号楼？”
“三号楼。四零二。”
“我七号楼。七零一。”
“哦。邻居。”
“嗯。”
“以后碰见了打个招呼。”
“好。”
他提着水瓶走了。
走路的姿势——很端正。不急不慢的。
大学教授嘛。
我看了两秒。
然后回家。
把门关上。
翡翠镯子在灯下泛着光。
我把手腕举起来对着灯看了一会儿。
六十一岁。
日子还长着呢。
二〇二六年春天。
苏晓晓的第三家分校在历下区开业。
我去剪了彩。
剪彩仪式上，有个记者——不是李芳安排的——主动过来采访我。
“周老师，您退休后重返教育行业，有什么感想？”
“感想就是——年轻人教得比我好，但我比他们有耐心。”
“您觉得教育最重要的是什么？”
“把学生当人看。不是当成绩看，不是当工具看——当人看。”
这段采访后来上了济南本地新闻。
播出那天苏晓晓给我截了个图——微博上有人转发了，评论区有人说“这才是真正的教育家”。
我说你们也太夸张了。
四月的一个傍晚，我去超市买菜。
在蔬菜区碰到了宋建华。
他在挑西红柿。
“宋教授，也来买菜？”
“嗯。一个人做饭总是买多了。”
“我也是。每次做三个菜吃不完。”
他抬头看了我一眼。
“那……以后有多的可以分我一点。我做饭不太行。”
“你不太行是什么水平？”
“能把水烧开。”
我笑了。
“你们教历史的——只会背年份不会炒菜吗？”
“年份也背不全了。记性不好。”
两个人站在西红柿堆旁边聊了十几分钟。
他说他妻子是两年前走的。胰腺癌。发现到去世三个月。
他说他退休前在山东大学教中国古代史。研究方向是魏晋南北朝。
他说他有一个女儿，在北京工作，搞金融的。
“您呢？”
“我？教了三十五年中学语文。去年离的婚。前夫脑梗住院了。”
“那您——现在怎么样？”
“挺好的。”
“看得出来。”
这之后碰到的次数多了。
不是刻意。
小区就那么大。
有时候在门口碰见打个招呼。有时候在超市碰见聊两句。
有一回下雨，他没带伞，我多了一把就塞给他。
“下次还我。”
“好。”
过了三天他来还伞。
带了一盒绿茶叶。
“还伞加利息。”
“什么利息？”
“信阳毛尖。我女儿从北京寄来的。我喝不完。”
“那我收了。”
就这么慢慢地、不咸不淡地，多了一个说话的人。
五月。
我在学校的办公室里接到了赵明珠的电话。
“周老师，陈叔叔病情反复了。今天发了高烧，怀疑是肺部感染。”
“严重吗？”
“正在用抗生素。但他年纪大了心脏功能也不太好,得密切观察。”
“我晚上去看看。”
当晚去了医院。
陈德福躺在床上，输着液。
脸色蜡黄。
比上次看见的时候又瘦了。
“美——芳。”
“别说话。先治病。”
“我——没事。”
“你有事也不许说没事。”
他笑了一下。
笑得很吃力。
我在床边坐了半个小时。
期间他的手一直放在被子外面。
左手。
能动的那只。
我没有握。
走的时候我跟赵明珠交代了：“有什么变化随时告诉我。费用不够了说一声。”
“好的。”
出了医院我给陈磊打了电话。
“你爸的情况不太好。你能请假吗？”
“我跟领导说说。”
“别太勉强。他现在有陪护有医生。你要是来不了，我盯着。”
“妈——你不用替他操心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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