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哪些忙？”
“压过一些案子，帮邓兵处理过一些麻烦事。”周志国说。他顿了顿，像是在把那句话在嘴里过了一遍，“具体内容你们应该也有数了。”
这句话是试探。周志国在试探吴纪检手里到底有多少东西。
如果吴纪检顺着这句话往下说，说明纪委掌握的材料和他记忆中的差距不大。
如果吴纪检追问具体内容，说明纪委手里没有他想的那么多。
这是一种审讯者和被审者之间的无声博弈，只不过这一次角色反了。
吴纪检又看了他一眼。“你知不知道邓老虎的物流公司，跟市政府里面的人有资金往来？”
这个问题不是顺着周志国的试探往下走的，而是直接跳到了一个新方向。
吴纪检没有回答“具体内容我们有没有数”，而是问了一个更具体的问题。
这本身就是一个回答——纪委掌握的，可能比周志国以为的更多。
周志国的手指在膝盖上微微收紧了。他知道吴纪检问的是谁，也大概猜到了纪委手里掌握到什么程度。
邓老虎开口了，账目查出来了，物流公司的流水对上了。
那他再扛已经没有意义，他本身也没打算扛。但他也不能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，有些事说出来，就是把自己往死路上推。
“……物流公司跟谁有往来，我不清楚。邓老虎有时候会提一下市里那边的关系，但具体怎么走账、怎么操作，他不会跟我说。”
他刻意用了一个模糊的表述——没有点名。这四个字可以指任何人，可以是刘振国，也可以是其他分管矿业的领导。
他在继续试探，试探纪委手里到底有多少。
如果纪委已经有了什么直接证据，他顺着说就是了；如果纪委还没有，他点到为止就够了。不能多，多了就是自己送命。
他要把握好这个度——说少了不算配合，说多了不安全。
他知道规矩。如果他把所有的事情都交代清楚，如果他主动供出那些上面的人，能不能算立功？
能不能减轻罪名？纪委这边做不了主，量刑是检察院和法院的事。
但如果他能争取到“主动交代”“检举揭发”这几条，落到判决书上，就是实打实的减刑条件。
他在犹豫的不是要不要开口，而是——他该拿多少东西出来。拿出来的东西少了，不算立功。拿出来的东西多了，把自己也搭进去了。
那些年他在冷江办过的事，哪一件经得起细查？哪一件跟他周志国没有关系？
他必须挑那些既能证明自己配合态度、又不会把自己牵连太深的事来说。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，是一个生存问题。
他抬起头，目光落在吴纪检脸上，问了一句。
“吴书记，如果我把自己知道的事情全部交代清楚，能不能算……减轻？”
他问得很慢，每个字都像是在心里过了好几遍才放出来。他知道自己在问什么——他在问“我能不能用知道的事换一条活路”。
这个问题在审讯室里被问过无数次，但每一次被问出来的时候，问的人的状态都不一样。
有的人是用这句话来做最后的挣扎，有的人是真的准备交代了。周志国属于后者，但他交代的内容会有选择性。
吴纪检看着他，没有说话，沉默了几秒钟。
然后他开口了，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落在实处：“周志国同志，如果你说的是真实的情况，我们党的一贯政策你是知道的——主动交代，可以从宽处理。
至于能不能减轻、减轻多少，那要看你说的是不是实话，看你交代的事情有没有价值。”
他没有说“能”，也没有说“不能”。他说的是“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”。
这句话没有承诺具体的结果，但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号——如果你有东西，现在就是拿出来的时候。
在纪委的谈话室里，这种回应已经是周志国能期待的最好的答案了。
周志国没有马上接话。他知道那家公司。
有一次邓老虎让他帮忙处理一份合同，他去邓老虎的办公室取文件，桌上摊着一份注册材料。
恒通贸易，法人那一栏写着一个他熟悉的名字——刘振国家属的名字。他当时没有问，也没有提，把文件拿了就走了。
但他记住了那个名字，不是因为他当时就觉得有用，是因为那个名字太显眼了。
刘振国的家属为什么会在邓老虎的公司注册材料上出现？他当时没有深想，或者说，他不想深想。
有些事情知道得越少越安全，这是他在韩明的体系里学会的第一条生存法则。
“有一家叫恒通贸易的公司，名义上是做矿产品生意的，实际上是邓老虎的物流公司在走账，账目走完之后，钱会转到另外的账户上。”
“谁的账户？怎么操作的？”
“……我不清楚那家公司的具体操作。”他说，“但我知道刘振国跟邓老虎有来往。具体有多深，我不清楚。”
这两句话是矛盾的——他先说“不清楚具体操作”，又说“知道有来往”。这种矛盾不是因为他紧张，是因为他在有选择地交代。
他说出“刘振国”这个名字的时候，心里是权衡过的。刘振国是常务副市长，级别比他高，但不是最高的。
供出刘振国，既能证明自己的配合态度，又不会直接触碰那个不能碰的名字。
而且刘振国跟他之间有过节——那些年刘振国对他的态度，让他心里一直憋着一股火。现在这把火可以烧出去了。
吴纪检看着周志国的表情，没有再追问，而是换了一个角度。“你刚才说，邓老虎的事你知道一部分。那你跟刘振国之间，有没有过直接的工作往来？”
周志国沉默了一下。这个问题比刚才那个更具体了，直接指向他和刘振国之间有没有联系。他当然有。
那些年他替刘振国处理过很多事，有些是打电话交代的，有些是当面说的。吴纪检问的不是“有没有”，问的是“你承不承认”。
“……有。”周志国说，“有些涉矿的案子，刘振国让我处理过。”
“怎么处理的？”
“他打电话或者叫我去他办公室，告诉我哪些案子要注意。有时候是让我压一压，有时候是让我把材料转交。具体怎么操作，他来定。”
“你能举个例子吗？”
周志国心里正在飞速运转。他在想哪些事能说、哪些事不能说。他不能说韩明的事，但他可以说刘振国的事。
因为刘振国对他不好，他对刘振国早就积了一肚子火。
每次刘振国叫他去办公室都是训话，叫他帮忙做事的时候从来没给过好脸色。
他干了那么多累活、脏活，刘振国坐在办公室里躺着数钱。
有些时候他做得不好，刘振国劈头盖脸就是一顿骂，当着别人的面，让他下不来台。
官大一级压死人，周志国在公安局里是说一不二的常务副局长，进了刘振国的办公室就是一条呼来喝去的狗。
这种屈辱他忍了好几年，不是因为能忍，是因为不忍不行。毕竟成年人的世界，哪有那么多的自由。可现在不需要忍了。
他想起一件事。
去年秋天，局里有一个涉矿的案子，邓老虎矿上出了伤亡事故。按照规定要先立案调查，再决定是否移送。
周志国按程序把案卷整理好了，报到了分管副市长那里。分管副市长批了“按程序办理”，案子就转到了刘振国手里。
刘振国打电话让他过去。他去了。刘振国坐在办公桌后面，穿着深灰色的夹克，手里拿着一支笔，正在翻案卷。
他翻到某一页的时候停住了，抬头看了周志国一眼。那一眼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，像是在确认某个信息。
“老周，这个案子你打算怎么办？”
周志国说：“按程序立案，调查清楚再决定是否移送司法。”
刘振国没有马上接话。他把案卷合上了，放在桌上，身体往后靠在椅背上。
办公室里很安静，空气里有一股香烟和茶叶混在一起的气味，不浓，但能闻到。
“这个案子涉及的企业，是市里的纳税大户。你立案调查，矿上就要停工。停工一天，损失多少，你想过没有？”
周志国当时觉得这像是在讲道理。在冷江，这种事很常见，矿企出了事压一压，等风声过了再处理，大家都这么做。
但刘振国下一句话的语气变了。“你在公安系统干了二十多年，你连这点事都想不明白？”
周志国站在办公桌前，手里还拿着那份案卷。
他张了一下嘴，想解释几句，但刘振国没有给他机会，继续往下说，语速不快，语气也不高，但每一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。
“你的职责是什么？是维稳，不是添乱。你在冷江干了这么多年，矿上出点事就立案，立了案就停工，停了工就有人闹事。到时候是谁来收拾？是你吗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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