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月十八号。
际华集团办公室的电话响了一上午。
不是打进来的。是打出去的。
小五子拿着一张名单,从第一个号码拨到最后一个。上海的,广州的,成都的,西安的。全国四十七家影视设备租赁公司。
第一家。嘟嘟嘟。接了。
“您好,我是际华文化传媒集团的,想咨询一下贵公司的摄影机租赁业务。”
那头沉默了两秒。
“不好意思,我们最近设备全租出去了。”
挂了。
第二家。
“哪位?”
“际华集团。”
“哦,际华啊。抱歉,我们不做这个型号的。”
挂了。
第三家。电话响了八声。没人接。
第四家。接了。刚报上际华的名字,对面说了句“打错了”,啪,断了。
小五子打到第十七家的时候,手心全是汗。
他放下话筒,走到张红旗办公室门口。
“哥,全拒了。”
张红旗坐在桌后头,搪瓷缸子端着,没喝。
“一家都不接?”
“有几家接了,一听是咱们,立马挂。有几家直接不接电话。上海那边最大的一家,前台说老板出差了,问什么时候回来,说不知道。”
张红旗把搪瓷缸子搁下。
“汤姆逊的封杀令到了。”
小五子站在门口,嘴唇动了两下。
“哥,这帮人也太没骨气了。一个法国公司发个传真,全国的租赁商就全趴下了?”
“人家手里有货。”张红旗站起来。“别打了。没用。”
他拿起桌上的电话,拨了个号。
响了两声。接了。
赵铁柱的声音。嘈杂。背景里有金属碰撞的动静。
“哥。”
“到哪一步了?”
“最后一组镜片,正在往机身里装。”
“几点能完?”
“快了。两个钟头。”
张红旗看了眼墙上的表。下午三点十分。
“五点之前,我要看到测试画面。”
“行。”
电话挂了。
保定。西郊。废弃军工厂。地下一层。
日光灯管白花花照着。
赵铁柱站在工作台旁边。棉袄脱了,就穿一件秋衣。袖子撸到胳膊肘。
他不懂光学,不懂芯片,不懂色彩还原。
但他懂一件事。
催。
“老周,手上麻利点。”
戴眼镜的中年人蹲在工作台底下,两只手伸进机身内部,拿着一把特制的扳手,拧一颗螺丝。
螺丝很小。比米粒大不了多少。
扳手转了三圈。停了。
“镜片组对准了。”
他从工作台底下钻出来,额头上全是汗。推了推眼镜。
“最后一台。”
工作台上,一排金属设备。银灰色的机身。三十台。整整齐齐摆着。
前面二十九台已经装好了。盖板合上,螺丝拧紧,编号贴好。
最后这一台,镜片刚嵌进去。
赵铁柱走到工作台前头,低头看着那些机器。
他不懂这些东西值多少钱。但他知道,张红旗为了这批东西,半年前就开始布局了。
半年前。
那时候际华集团刚挂牌。张红旗让单楹秋去查了一家厂子。河北涿州,一个军工级光学仪器厂。八十年代初转民用,做望远镜、瞄准镜。订单越来越少,工人发不出工资,厂长跑了两趟京城找上级要拨款,没批下来。
濒临破产。
张红旗让单楹秋出面,以际华集团的名义,把这家厂子连人带设备全收了。
收购价:一百二十万。
一百二十万,买了一整条军工级光学镜片研磨生产线。六十七个技术工人。三台从东德进口的高精度研磨机。
那三台研磨机,是七十年代援建时期留下来的。精度够。
够磨出夸父需要的镜片。
这件事,当时谁都不知道。刘浩不知道,李健群不知道,连赵铁柱都是到了保定才听说的。
只有单楹秋知道。
因为账是她走的。
京城。煤市街。四合院。
单楹秋坐在堂屋的八仙桌前。
桌上摊着一摞文件。收购合同、资产评估报告、工商变更登记、税务迁移证明。
她一页一页翻。每翻一页,用红笔在右下角打个勾。
翻到最后一页。土地使用权转让协议。涿州光学仪器厂的厂区用地,十二亩,已经过户到际华集团名下。
公章。法人签字。公证处的钢印。
齐了。
她把文件摞好,装进牛皮纸袋,封口,用浆糊粘上。
拿起桌上的电话。
“张总,涿州厂的全部资产,法律手续已经走完。土地、设备、人员、专利,全在际华名下。干净的。”
电话那头,张红旗的声音。
“好。”
一个字。挂了。
下午四点五十。
保定。地下室。
第三十台夸父摄影机,盖板合上了。
中年人站在工作台前,手里攥着一根电源线。
“通电。”
插头插进插座。
嗡的一声。
机身上一颗指示灯亮了。绿的。
中年人把一块测试用的色卡竖在三米外。二十四色标准色卡。从纯白到纯黑,中间红橙黄绿青蓝紫,每一格都有精确的色值。
他按下快门。
咔。
快门声干脆。不拖泥带水。
画面传到旁边的监视器上。
中年人凑过去看。
色卡上二十四个色块,每一个都稳稳当当。红是红,蓝是蓝。暗部的灰阶,一层一层分得清清楚楚。没有糊,没有噪点。
他拿起一个放大镜,贴在监视器屏幕上,看画面边缘。
锐。
从中心到边角,锐度没有衰减。
他放下放大镜。手在发抖。
不是累的。
四点五十八分。
京郊影视基地。办公室。
那台黑色的通讯设备又架起来了。天线接好。屏幕亮了。
画面从保定传过来。
测试色卡的画面。
李健群站在屏幕前。
她盯着画面看了十秒。
没说话。
又看了十秒。
她伸手,把屏幕亮度调到最低。
暗部。
灰阶的最深处,那几个几乎是纯黑的色块。
分得开。
每一层黑,都不一样。
李健群把亮度调回来。转过身。
看着张红旗。
“能用。”
两个字。
张红旗点头。拿起电话。
“铁柱,装车。三十台,全部装上。用军用卡车。篷布盖严实。”
电话那头,赵铁柱的声音。
“哥,外头下大雪了。”
张红旗走到窗口。推开窗。
雪。
大片大片的雪,密得看不见对面的库房。
“高速封了没有?”
“刚问过了。全线封闭。铲雪车都撤了。”
张红旗把窗户关上。
站了五秒。
拿起电话。拨了另一个号。
响了三声。
“喂?”
“五喜。”
电话那头是顺义五喜养殖场的老板。姓吴。五喜是小名。张红旗两年前帮过他一个忙,欠着人情。
“红旗哥?这么晚了,什么事?”
“你场子里运猪的车队,有多少辆?”
“运猪车?五十多辆吧。怎么了?”
“防滑链有没有?”
“有。冬天跑山路,每辆都装着呢。”
“现在。把车全开出来。五十辆。上高速。往保定方向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。
“红旗哥,高速封了。”
“我知道。你的车在前头开。五十辆一字排开,给后面的重卡压出一条道来。”
又沉默了两秒。
“红旗哥,这事要是被交管抓住,我的车队得全扣了。”
“扣了我赔你。五十辆车,一辆赔你两辆。”
电话那头,吴五喜吸了口气。
“行。半个钟头,车到高速入口。”
电话挂了。
半个钟头。
顺义。养殖场大门口。
五十辆蓝色的运猪车,一辆接一辆开出来了。轮胎上全是防滑链,铁链子碾在雪地上,哗啦哗啦响。
车灯打开。五十道光柱,扎进漫天大雪里。
打头的那辆车,吴五喜自己开。
车窗摇下来半截,雪片子往脸上糊。
他把车窗摇上去。
挂挡。踩油门。
五十辆运猪车,鱼贯驶上高速公路入口。
收费站的栏杆是放下来的。封路了。
吴五喜按了两下喇叭。
收费站的小伙子从窗口探出头。
“封路了!不让上!”
吴五喜从车窗里扔出去一条烟。中华的。
“兄弟,抬杆。”
小伙子看着那条烟,又看了看后面乌泱泱的车队。
栏杆抬了。
五十辆运猪车,轰着油门,冲进了白茫茫的高速公路。
防滑链咬着路面,碾出两道深深的车辙。
雪还在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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