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大海一直没说话,此刻开了口。

“孙老板,你说的那个姓曹的,是不是曹德盛?”

孙福来看了他一眼,没点头也没摇头,端起茶杯喝了一口。

这个反应已经说明了一切。

周大海转向楚河。

“曹德盛,算是冰城粮食行业的老人了,日伪时期跟关东军粮食统制委员会关系很深。他的粮库不只是在冰城,绥化、巴彦都有。如果他带头囤粮抬价,吃掉我们稳定物价的粮食,其他中小粮商一定会跟风。”

周大海这句话,暗示的是,可以通过武力来执行。你哪个大资本家大地主,敢出头来囤粮,直接逮捕,抄家,一了百了。

这就是最简单粗暴的方式,杀的人头滚滚,看谁还敢?

“杀人,不能解决问题的根本,反而会让人心浮动。”楚河说。

没有人注意到,与会人员中的一人,在听到这话时,微微抬起了头。

在冰城和光复的其他县市,其实像曹德盛这样的人并不在少数。整个东北沦陷六年,日本人搞经济统制,粮食、煤炭、棉纱、钢铁,哪一行不得跟关东军打交道?大到满铁附属企业的承包商,小到替日本商社跑腿的二道贩子,几千号人或深或浅地嵌在日伪的经济体系里。

这些人算不算汉奸?严格说,沾边。但要说他们个个都是铁杆鬼子走狗,那也冤枉了不少人。很多就是在那个年月讨口饭吃,日本人的刺刀架在脖子上,不合作就没活路,合作了就背上一身说不清的账。

楚河不是不想动他们。事实上,公安局的档案柜里,这类人的卷宗已经摞了半人高。但他很清楚,现在不是算旧账的时候。

原因很简单:稳定压倒一切。

冰城刚光复半个月,行政框架才搭起来,经济秩序还在崩塌的边缘摇摇晃晃。这些人手里攥着粮库、煤场、车队、工厂、商铺、渠道,是整个城市经济运转绕不开的一批人。

你今天把曹德盛抓了,明天把道外的粮商们关了,后天再把替日本人跑过运输的车队老板都清洗一遍——痛快倒是痛快了,然后呢?粮食谁来收、谁来运、谁来卖?工厂谁来开?煤炭谁来配送?

而且目光不能只盯着冰城。整个东北四省,沦陷区里还有几千万同胞。关东军撤走以后,那些地方的维持会、商会、伪官员、地方士绅,一个个都在观望——冰城这边是怎么对待"旧人"的?是秋后算账一刀切,还是给条活路?冰城的做法,就是整个东北的风向标。

如果楚河选择大开杀戒,消息传出去,那些还在日占区的商人、官员、地方头面人物,会觉得,反正投过去也是死,还不如死心塌地跟日本人干到底。

所以说,杀一个曹德盛容易,但逼反一千个曹德盛,那才是真正的灾难。抗战是长期的事,东北的仗还有得打,未来每光复一座城池,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。

当然,不动不等于纵容。楚河的底线划得很明确,也绝不含糊。

手上沾了普通老百姓血的,该抓的抓,该审的审,该杀的杀。特别是替日本宪兵队出卖过地下抗日组织的、迫害反满抗日志士的,绝对没有商量的余地,就比如高彬这些人。

这些天,公审大会开了四场,枪毙了三十七人,广大市民人人拍手叫好。

但对于曹德盛这类人,人家就是个生意人,囤货也是商业行为,要是囤点儿物资,抄点儿货就把人抓起来抄家杀头,那经济也就乱了,最高兴的恐怕就是日本人。

说完“不杀人”以后,楚河手指停止了敲击桌面。

“这些问题我会考虑的。”

“继续聊新币的事,具体发行方案,你们有没有想法?”

吴家铭显然准备了。“我拟了一个初步框架,抛砖引玉,刚才提到的关于实物的问题,也可以一并解决。”

“哦?”楚河到真有些好奇了。

“我的建议是,新币发行时,由东北工业银行发布公告,明确规定:一元钱等于大米15斤,或面粉10斤,或煤炭30斤。政府承诺,任何人持东北券到指定的公营商店和平价粮站,都可以按照这个固定比价,无条件兑换到实物。”

“简单说,这张纸币不是用黄金撑着的,是用粮食撑着的。你拿着一块钱,永远能在政府的店里买到20斤米。只要这个承诺不破,新币的信用就不会崩。”

会议室里出现了低声的议论,这好像,什么也没说啊。

“吴先生,你的方案理论上成立。但问题又绕回来了。”

“还是那句话,六万吨粮食听着多,但冰城城区人口近百万,加上周边县城,你控制区内有三百多万人。按人均每月消耗粮食三十斤算,三百万人一个月就是四万五千吨。六万吨粮食撑不到两个月。”

“你把新币和粮食挂钩,意味着任何人都可以拿着新币去换粮。如果有人恶意挤兑呢?有人拿着大量新币,不买别的,就换粮食,囤起来。政府的粮食储备一旦见底,兑不出粮来,承诺就破了。新币的信用一夜之间就会归零。”

吴家铭反驳。

“所以要限量兑换。每人每天限额,凭新办的户籍证发放票据,比如粮票、布票等,这样就杜绝大额挤兑,同时也能进一步解决户籍的问题。”

“限额?”郑开诚摇头,“一限额就出问题了。你承诺一块钱换20斤米,转头又说每天只能换十斤,就等于你这个承诺就打了折扣。市场上立刻就会出现溢价。有路子的人从公营店限额买出来,转手加价在黑市卖,赚差价。你越限,黑市越猖獗。”

“还有,如果每周或者每个月,都要发放所谓的粮票,又会占用大量的行政资源。”又一人举手反对。

一时间,整个座谈会上吵吵起来,一个个争得面红脖子粗,俨然成了菜市场。

“你们这帮人啊,就是想太多。”一个商号叫孙福来的老板一拍大腿站起来,冲着桌上的人扫了一圈。

“发什么新币?要我说就把满洲圆继续用着,老百姓手里攥着的就是满洲圆!”

“要是一比一兑,你得印十五亿的新票子。一比十兑,老百姓的存款缩水十倍,你等着闹事吧。不管怎么兑,都是一场大出血。与其折腾这么一道,还不如稳住满洲圆,让它接着流通。反正你政府的公营商店收它,税收收它,工人工资发它,铁路票价用它,流通起来了,信用慢慢就回来了。”

吴家铭的脸涨红了。

“孙老板,满洲圆是亡国货币。你让新政府继续用满洲圆?政治上说不通。”

“政治说不通,经济说得通。”孙福来一点不客气,“在满洲圆上加印一个新章,盖个‘东北行营’的戳子,一块钱还是一块钱,面值不变,购买力不变。这叫什么?这叫改旗易帜,人还是那个人,衣裳换了而已。”

“加印旧币的办法确实省事,但满洲圆的发行量太大,十五亿的盘子,政府根本控不住。而且日本人撤走的时候,满洲中央银行在长春的总行还在印钞。如果关东军在那边继续印满洲圆,灌到我们的市场里来,你怎么防?”

一个个吵得是面红脖子粗。

……

“够了!”

楚河终于听不下去了,厉声打断。

会议室内,从刚才的杂乱喧嚣,在零点五秒的时间里,恢复了安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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