贞观二十年，四月至五月。倭国，本州西部，石见。
“先挖一年”的御批，送到博多，军中人人传看。
四个字，苏定方看懂了，李绩看懂了，程处默琢磨了半天：“先挖一年，挖什么？挖城壕？”
尉迟宝林白他一眼：“挖矿。”
“倭国有矿？”程处默挠头，“俺怎么听说，这岛穷得叮当响？”
这个问题，三天后，就有了答案。
答案，在倭国本州岛的西部，一片连名字都没有的群山里。
四月初，唐军主力，自博多拔营。
这一次，兵锋没有指向东边的畿内倭国王廷的都城方向，也没有指向任何一座城。三万大军，加上工兵、司官、测绘队，乘运输舰，渡过了海峡，在本州西部的周防滩登陆。
而后，大军调头，一头扎进了西边的群山。
倭国的朝廷接到军报，懵了。
这些日子，王廷的风声鹤唳，到了顶点：博多丢了，九州没了，西境第一豪族的家督，被俘了。所有人都认定，唐军的下一步必是畿内都城的方向。各路豪族的勤王军，正星夜兼程，往东线的关隘集结；都城的城防，一日三查；连寺社的僧兵，都发下了木枪。
然后，探马来报：唐军三万人进山了。
往西。
进了西边那片，连倭国人自己，都说不清名字的深山。
王廷的紧急军议，从午后，开到了深夜。有将军说，这是佯动，唐人声西击东，主力必袭畿内；有将军说，唐人是去山里躲疫气的；还有人斩钉截铁：唐人迷路了，“海上来的人，不认得山路”。
御座上，山背大兄王一直没有说话。
这位王，年轻时在长安住过一年多。唐人的脾性，满殿的人里，他最懂。他听着满殿的将军们一条一条地猜，捏着扶手的手越来越紧。
“迷路。”他终于开口了，声音，很哑，“唐人的海图，比我们的地契画得还细。当年在长安，他们的报纸，连明日的粮价都登得出来——你们，管这样的对手叫迷路？”
“传令，各关隘，严守。谁也不许出战。”
而后，他问了殿上众人，一个没人答得上来的问题：“唐人进山。他们找什么？”
吵到半夜，一个管理山泽的老官，哆哆嗦嗦地说了一句话，满殿，安静了：
“唐人去的那个方向……石见。”
“石见？”有人皱眉，“那种鸟不拉屎的荒山，去做什么？”
老官摇头：“不知道。石见的山里，什么都没有。连像样的猎场都没有。”
“什么都没有的地方……”满殿的人，得出了同一个结论，“唐人，必有所图。”
“可他们图什么，没有人知道。”
山背大兄王缓缓地闭上了眼。
满殿的人不知道。可他，隐隐约约知道。当年在长安，他前后三次登炎黄书院的门。第一次，被引去旁听经学；第二次，在算学部的门前被拦下；第三次，他连山门都没能进。
那座书院里，有一个年轻人，防他，防得像防贼。
如今，那个防他的人，带着大军，进了他国家的山。
这就是情报的代差：唐军知道这座岛的山里有什么，而这座岛的朝廷不知道。
这份“知道”，来自李泽轩那幅卷了十七年的海图。如今，它就摊在石见山脚下的行军案上。图上，石见群山的位置，画着一个又一个密密麻麻的银点。
行军，走了六日。
本州西部的山，不好走：丘陵连着丘陵，河谷切着河谷，路，只有猎人和樵夫踩出来的小道。工兵营走在最前面，逢山开路，遇水搭桥；山地炮拆驮了，跟着骡马，一节一节地，往山里挪。
沿途的倭国村落，看见这支军队，先是吓破了胆。村子里的青壮，全跑了。可几天过去，跑出去的人，趴在山梁上偷看，看见的唐军，不烧，不抢，不追。买粮，给钱；借道，留牌；夜里宿营，营外的水井，第二天，照旧，干干净净。
有个村子的里正，壮着胆子，进唐营，问了一句：“大军……路过的，是哪路神仙？”
通译答：“大唐的兵。进山，办矿。”
“办矿？”里正糊涂了，“这山里……有什么矿？”
通译也答不上来。这句问答，逐级报了上去，最后，报到了李泽轩的案头。他看完，笑了笑，说了四个字：
“快知道了。”
倭国的向导，几个投降的本地猎户，全程懵着。
他们领着这几万人的大军，钻进自家门口的深山，越走，越糊涂。有个老猎户，实在忍不住，凑到通译跟前，比划着问：“贵人……这里，没有城。没有粮。什么，都没有。”
“你们几万人，进山做什么？”
通译把话，转给了随军的书记官。书记官笑了笑，答了一句，被通译，原样翻了回去：
“挖宝。”
老猎户更懵了。他在这片山里，打了一辈子猎，他知道每一道梁，每一条沟，每一处野猪的窝。宝？什么宝？
四月初九，大军，抵了石见山的深处，一道被当地人唤作“银谷”的山坳。
其实，当地人也不叫它银谷。它没有名字。是李泽轩在图上，给这道山坳标的名。
山坳两侧，山体裸露，草木稀疏。李泽轩下了马，沿着山坳，走了一里多地，脚步，越走越快。走到山坳深处的岩壁下，他停住了。
岩壁上，一道灰黑色的矿脉露头，蜿蜒着，嵌在岩体里，像一条，沉睡的蛇。
他回头，招了招手。
苏定方、随军的矿监司司官、工兵的营正，围了上来。
李泽轩指着那道露头，只说了一个字：
“挖。”
矿监司的老司官，是阴山矿区出来的老把式，验了一辈子矿。他凑到岩壁跟前，眯着眼，看了半晌，又用锤子，敲下了几块矿石，掂了掂，对着日头，照了照。
而后，这位一辈子喜怒不形于色的老司官，拿锤子的手抖了。
“公爷……”他的声音，也抖了，“这是，银。露头的，就是富矿。这脉的走向，这宽度……”
他说不下去了。他蹲下去，抓起一块敲下来的矿石，用袖子擦了擦，捧给李泽轩看。矿石的断口里，银白色的金属，星星点点，密得，像撒了一把碎星。
“老朽验了三十年矿。”老司官的声音，抖得不成样子，“阴山的铁矿，西域的金矿，老朽都验过。这样的品相，头一回见。”
“这一整座山……老朽不敢估。”
随军的司官们，连夜上了钻杆，取了样。三日后，第一批矿样，验出了成数，报进了李泽轩的大帐——
石见银山，主矿脉，已探明的两段，矿石含银，富得可以直接入炉；估算可采的量，报出来的那个数字，写塘报的书记，写完自己先愣了半天：
此矿之丰，开采十年，可抵大唐岁入。
帐中，将帅们看着那个数字，谁都没有说话。
还是程处默，率先打破了安静。他凑到那个数字跟前，又瞅了瞅苏定方，试探着问：“大帅……俺没念过多少书。这个数是说，挖这座山，挖十年，顶咱们大唐全国收十年的税？”
苏定方点头。
程处默“嘶”地倒吸了一口凉气，倒退了半步，看看那道岩壁，又看看李泽轩，憋了半天，憋出一句：
“神仙。”
“俺早就听人说过，山长是神仙下凡。俺原先不信。”
“几万人，几万里，从长安到这儿。直挺挺地捅到一座没名字的荒山，一镐头下去……”
他指了指那道矿脉，说不下去了。
苏定方深深看了李泽轩一眼，什么也没问。这位灭国无数的宿将，只用兵家的行话，做了总结：
“一座山，抵一国。”
“这座岛。”他笑了笑，“不该叫东征。”
“该叫，探宝。”
李泽轩站在岩壁下，望着那道银线一样的矿脉，摇了摇头。
“不是探宝。”他说，“是收租。”
“这座山长在这儿，几万年了。它产的每一两银，早就是大唐的了。我们今日，不过是来取。”
五日之内，矿区的架子，立了起来。
矿监司，设衙；工兵营，改建。坑道的支护、排水、通风，按阴山矿区的成法，一样不落：支护的坑木，就地取材，尺寸，按章程；排水的木槽，顺着山势，一节一节，接出山坳；通风的竖井，选址，都量过了风向。
对马的罪奴四千、博多的降卒三千，全部押到，编入矿奴营。
头一个月的定额，定得不高。李泽轩给矿监司的令，写得明白：“头三月，以立规程为要，不以出矿为要。规程立住了，矿，自己会出来。”
矿区的规矩，也照着阴山的章程，刻在了山口的石碑上：
“计工赎罪，二十年为期；管吃管住，超产折减；逃亡者，加一等；伤病者，官医诊治。”
石碑立起来的那天，矿奴营里，有个对马来的老矿奴，盯着碑文，看了很久，忽然，蹲在地上，哭了。
看守的唐军校尉问他哭什么。老矿奴指着碑文，颤声说：“一样的规矩……可阴山，是三年。俺们……二十年。”
“俺今年，四十一。二十年……俺这一辈子，就交代在这山里了。”
校尉没有答话。军令没让他解释，他自己也觉得没什么可解释的。
这碑，是照阴山的样子刻的，就一处不同：阴山的碑上，“三年”两个字，是描青的；这一块，“二十年”三个字，凿得，比旁的字，都深。
当夜，有三十个新编的矿奴，试图连夜泅渡出山，被巡山的兵堵在了下游的河滩上。为首的三人，依碑上的规矩，加一等——斩。余者，各加两年。
行刑之后，矿监司的布告，钉在了山口：
“规矩，是给守规矩的人立的。”
“破规矩的代价，也刻在碑上。”
两个月后，阴山矿区，调来了三十名工头支援东征。带队的，正是莫贺咄。
这是后话。此刻的石见山，第一镐，已经落了下去。
叮。
一声脆响，在群山之间荡开。
矿灯下，新的断口里银光乍现。
消息传回倭国王廷的时候，王廷，正在跟大唐的使者讨价还价。
求和的使团，二度使唐，条件谈到最胶着处。倭国朝堂咬死的一条底线是：倭国“地瘠民贫，无可割让”，赔银，可以商量；割地，免谈。
倭国的主谈大臣，是小野洋子。
小野家，世代掌倭国的邦交。当年替倭国跑腿遣使的差事，从他父亲小野妹子手里传到他手里几十年了。长安的规矩，他比倭国任何人都熟——毕竟，贞观二年，他跟着那位王子在长安住了一年多。
然后，石见的塘报，到了。
唐使把塘报，往谈判的案上一放，只说了一句话：“贵国的'地瘠民贫'……石见山里的银子，怕是不这么想。”
小野洋子看完那个数字，当场晕了过去。
醒来之后，说了一句，被两国的史书，都记下的话：
“那座山，我们世世代代在山脚下打了上千年的猎。”
“我们不知道，山里有银。”
“唐人，隔着三千里海知道。”
“诸位，这仗，还有打的必要吗？我们连自家的家底，在哪儿都不知道。”
这一夜，倭国王廷的宫门，开了一宿。
主战派的将军们，还在喊“畿内决战”“玉碎”。可喊声，明显地虚了。管钱谷的官员，被连夜召进宫算了一笔账：石见的矿，唐人占了；对马、博多的港，唐人占了；西境豪族的钱袋子，唐人搬了。
国库的存银，还不够给勤王军发三个月的军粮。
天亮的时候，王廷发出了两道截然相反的命令：一道，给东线的勤王军，“严守关隘，勿战”；一道，密使，星夜南下，再去求和。
求和国书，这一次，改了三稿。
三稿的主笔，都是小野洋子。他在书房里，熬了一个通宵，写废的稿纸，堆了满地。他的儿子在旁边研墨，忍不住问：“父亲，我们……到底，还有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？”
小野洋子搁下笔，看着窗外将明的天色，答了一句：
“本钱，有两个。”
“一个，是他们还愿意跟我们谈。”
“另一个，是他们要的东西，山也好，矿也好，得有人替他们挖。”
“记住……”他把最后一份定稿，吹干了墨，“会哭的孩子，有奶吃。可会干活的手，才有饭吃。倭国往后的活路，不在刀上，不在嘴上。在，这双手上。”
而在石见，矿区的第一炉试炼，在五月末，点火了。
炉火映红山坳的那一夜，李泽轩独自站在山口，望着那片红光，很久。
苏定方走过来，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：“在想什么？”
“在想……”李泽轩的声音，很轻，“这山的银，往后，会变成大唐的炮，大唐的船，大唐的铁路。”
“也会，变成这座岛上，矿工的工钱，病坊的药，学塾的书。”
“刀兵，能灭一国。”
“可真正能改一国的……”他指了指山坳里，那片彻夜不熄的炉火，“是这些。”
苏定方顺着他的手，看着那火光，看了很久，点了点头。
第一炉的银水，浇出了十二锭官银。矿监司连夜打样、编号、封箱，快船，直发登州，转专列，进长安。
半个月后，这十二锭银，摆上了太极殿的御案。
李二让内侍，当着满朝文武，把银锭，一锭一锭，传了下去。冰凉的、崭新的、还带着海风气息的官银，在朝臣们的手里，传了一圈，回到御案上。
户部尚书出班，声音都是飘的：“陛下，石见首批试炼之银，成色，九成五之上。矿监司估算，此矿全面开采，三年后，岁出白银，可抵大唐今日矿税、盐税之总和。”
朝上，一片倒吸凉气的声音。
李二坐在御座上，看着案头那十二锭银，忽然问了一句不相干的话：“安国公当年进献的那幅海图，兵部存档了没有？”
兵部尚书出班：“回陛下，存了。军机密档，专柜。”
“好。”李二点头，“给那个柜子，加一把锁。”
“再传一道旨：那幅图上，还没挖的地方……”帝王顿了顿，环视满殿，“都是朕的。谁也别想伸手。”
满殿轰然应诺。
第二天，李泽轩在海图上又圈了三个圈。
佐渡，金山。别子，铜山。足尾，铜山。
圈完，他把笔，搁下，对身边的司官说：
“记档，报帅府。”
“下一处，佐渡。”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贞观二十年，夏。石见矿区，阴山。
莫贺咄到石见的那一天，是六月头上。
随行的，是阴山矿区抽调的三十名工头。清一色，草原出身的老矿工，最短的，也下过八年井。带队的人选，矿监司报了三个名字，李泽轩只圈了一个。
批文上，他写了批注：“莫贺咄，阴山第一任罪奴，第一任工头。让他去。唐人的章程，从阴山到石见，得有人原样带过去。”
莫贺咄今年，五十出头。
他这一辈子，可以从两头讲。前半头：突厥的牧马人，跟颉利南下劫掠，在渭水边，看见过长安的城门；后来，铁山兵败，编了罪奴，进了阴山的矿。后半头：计工赎罪，三年期满，脱籍留矿，做工头；又十五年，做到管事，管三千人，阴山南麓三个矿段，都叫他一声“莫爷”。
他的旱烟袋，还是当年那个。木杆，铜锅，磨得发亮。当年那个在矿灯底下，蹲着抽闷气的罪奴，和如今这个叼着烟袋、背着手巡矿段的管事，是同一个人，又不是同一个人。
登州上船之前，他给家里去了信。信写得短，是他口述，学堂的先生代笔的。他的汉话，说得溜，可识字是四十岁在矿区的夜学，一个字一个字学的。
信上说：“我去东边，教人挖矿。三年回来。”
“儿子好好念书。你的学费，是矿上发的。别忘了，这钱是从哪来的。”
船开七日，到了石见。
七日海程，把三十个草原汉子，吐得七荤八素。莫贺咄头一回见海，站在甲板上，看了整整一个下午。同船的工头问他看什么，老管事咧了咧嘴：
“俺在琢磨，这海得有多大。”
“当年俺们的大汗，说海的那头，都是他的牧场。如今，俺一个矿上的管事，渡海来给大汗当年的'牧场'开矿。”
“这世道啊。”他咂了咂嘴，没再说下去。
上岸那日，矿区正赶上一批新的罪奴进山。
两万人。
这一年的春夏，唐军沿着本州西海岸一路平推。豪族的抵抗，有硬有软：硬的，破了，俘了；软的，降了，编了。前前后后，收的战俘，两万出头。军中一纸令下，尽数编入罪奴营，海运石见。
两万人上山，矿区的规模，一夜之间，翻了三倍。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贞观二十年，秋至二十一年，春。
石见的矿灯亮起来的同时，唐军的勘矿队，四出了。
第一队，出海，往北。佐渡。
佐渡是海里的岛，孤悬在本州之外，岛上多山，多林，多雪。倭国人管它叫“流放之地”，历代朝廷流放罪人的地方。这样一座岛，在倭国的账上，价值约等于零。
唐军的勘矿队，是李泽轩亲自点的队。船队靠岸，勘矿的司官按着图，直奔岛中央的那道山梁。倭国本地的向导，一个世代看守流放犯的老吏，领着路，一路欲言又止。
到了地方，司官敲下第一块矿样，对着日头照了照。
而后，这个见过石见银山的司官，蹲在地上笑出了声。
金。
佐渡的金山，露头的品位，比石见的银还要疯。老吏凑过来看了一眼，看见矿石断口上，那一星星的金光，腿一软，跪在了雪地里。他守了一辈子的“流放之地”，山肚子里睡着金山。
他哆哆嗦嗦地问通译：“这……这岛，唐人要了？”
通译答：“要了。”
第二队、第三队，上了本州的腹地。别子的铜山，足尾的铜山。这两处，一南一北，藏在人迹罕至的深山里。倭国的地图上，这两处山，连名字都没有，只有猎人才进得去。
唐军的勘矿队进去，一挖一个准。
出的铜，成色跟西域的名矿不相上下；足尾的矿脉，顺着山脊绵延十几里。随军的司官在塘报里，写了一句让长安的户部，集体失眠的话：“两山之铜，足供大唐铸币、铸炮五十年。”
第四队，最南，勘的是硫磺山与林场。
这一队的任务，不是找矿，是找火药和船。倭国多火山，火山多硫磺；倭国多山，山多巨木。硫磺，是火药的料；巨木，是船的骨。
这两样，勘矿队圈起来的规模，报回长安，李二在塘报上，朱批了一行字。这行字，后来成了大唐东征工坊的“总方针”，刻在了登州兵工坊的大门上：
“用倭国的硫磺，造火药；用倭国的木材，造战舰。”
“再，开回倭国。”
一年之内，海图上的圈，一个一个，变成了矿城。
石见，银。佐渡，金。别子，铜。足尾，铜。硫磺山，七处。林场，十一片。加上对马、博多、壹岐的港。这座岛上，大唐的“点”连成了片。
而倭国王廷，每接到一次塘报，就哭一回丧。
和谈的桌上，倭国的使者，原本还撑着“地瘠民贫”的托词；石见开了，托词没了，改口“矿乃倭国山川之灵，不可轻动”。唐使把勘矿的图，摊开：“贵国的'山川之灵'，佐渡的，别子的，足尾的，都在这儿了。”
“谈，还是不谈？”
谈判桌上的倭使，看着图上那些自己听都没听过、唐人却标得清清楚楚的山，终于明白了一件事：
这座岛上，凡是值钱的东西，唐人全都门儿清。
他们死活不认的“荒山”，唐人，一挖一个准。
转运的船队，跟着矿多起来了。
登州到倭国，一条固定的航线，跑出了规矩：每月初一，一班“银船”，石见的银；十五，一班“金船”，佐渡的金；月底，一班“杂船”——别子、足尾的铜锭压舱，上头码着硫磺、船材、粮米。
港口的司官，给这三班船，编了句顺口溜，先是在码头上传，后来，连长安的报纸都登了：
“初一银，十五金，月底铜锭压舱心。”
登州，变了。
这座十年前还是渔港的城，如今，是天下第一港。码头的泊位，扩了又扩，还是不够用；装卸的力夫，从三千，涨到了三万，还是缺人。
缺人，就涨工钱。码头力夫的日钱，这三年翻了三倍；装银箱的“红腰带”队（银箱装卸，专队专责，腰束红带），日钱抵得上内地一个小地主的家底。
人从四面八方涌向登州。
山东的流民，来了；河北的破产农户，来了；连江淮的船工，都举家北迁。登州的城墙，两年扩了三圈；城外的新坊，一坊一坊地起，起坊的木料，用的就是，倭国运来的船材。
涌来的人里，有个青州的汉子，姓罗，家里遭了河患，地没了，领着老婆孩子，一路讨饭，到了登州。在码头扛了三个月的包，他给老家捎回去的，不是钱，是一张图纸。
那是登州新坊的宅图：三间砖房，带一个小院。他捎回家的话，也在坊间传开了：“再扛一年，房就起来了。”
“这儿的钱，是东边海里淌出来的。扛不完。”
第二年，罗家的三间砖房，真的在登州的新坊里立起来了。上梁那天，街坊四邻来贺，罗汉子站在房梁底下说了一句话，被《大唐日报》的访员记了下来，做了登州专题的标题：
“俺这辈子，最感谢两个人。”
“一个是俺讨饭时，舍过俺一碗粥的好心人。”
“另一个，是当年拍板打倭国的那位安国公。”
坊间的说书人，把登州的故事编成了新的段子，在天下各州的茶肆里讲：
“话说大唐东边，有座登州城。那城里，银子当铜钱使，铜钱当瓦片使；码头上的力夫，挑一个月的担，回乡，就能起一座砖房，娶一房媳妇……”
底下的听客，笑骂：“吹吧你就！”
说书人把醒木一拍：“吹？《大唐日报》上登的——登州港，去岁上税，天下第一！”
“那港里进的每一船银，都是从东边那座岛上淌出来的！”
而登州的变化，只是这一条“银流”的起点。
银船进港，银锭过秤，专列装车，三日，抵长安。铸银监的炉子，从早到晚，没有停过火；贞观通宝的银币，一批一批，流向天下。
户部的岁账，贞观二十一年那一本，是户部尚书红着脖子念完的。念到末尾，这位尚书大人声音都变了调：
“陛下，东征以来，倭地三矿两场，解京金银铜料，折钱，一千二百万贯。”
“此数，已逾大唐田赋之半。”
“臣，在户部任事多年。头一回，念账念到手抖。”
李二坐在御座上，听完，笑了。帝王环视满殿，只问了一句：“诸卿，还记得吗，三年前，有人上章，说东征劳民伤财。”
“如今，朕想请那位爱卿，再上一章。”
满殿哄笑。当年的那位言官，就在班列里，红着一张老脸出列，长揖到底：“臣，臣收回前言。臣请罚俸。”
李二摆摆手：“俸，不罚了。”
“罚你，去登州看一看。回来，给朕写一篇《登州港赋》。朕要把它刻在港门口。”
倭国那边，一年下来，也彻底变了一副光景。
矿，大唐挖着；港，大唐占着；商路，大唐的商帮跑着。
倭国的王廷，缩在畿内，政令出不了都城百里；各州的豪族，降的降，附的附。附的方式，千奇百怪：有的，送子弟到登州“游学”；有的，求着唐军的矿监司，在自家地界也“勘一勘”；还有的，干脆自家的商队挂起了大唐商旗。
倭国的国库倒是没垮。因为大唐按约，给“开矿地租”：石见岁租银，八万两；佐渡，六万两。这笔钱，从唐军的账上一年两结，交割得一文不少。
给钱，比抢，还伤人。
因为这笔钱进的是王廷的库，出的是各州豪族的眼。豪族们眼睁睁看着：唐人给朝廷交租子，朝廷拿着唐人的租子过活，而自家的山、自家的矿、自家的人，都在给唐人干活。
这一年，倭国各地，豪族私下里改庄规的，不知凡几：减租的，加饭的，佃户病了给药的。唐人一兵一卒未发，倭国的庄园，自己卷了起来。
有豪族的谋士，跟自家的主公进言：“唐人这一手，狠过刀兵。刀兵，夺命；这一手，夺心。”
“国库的银子，是唐人的；百姓的工钱，也是唐人的。往后这岛上的人，见了唐人的船，眼里放光；见了王廷的旗，心里摇头。”
“主公，咱们的国还没亡。可这岛上的日子，已经姓唐了。”
这番话，传到王廷。当夜，倭国的国主，召集了最后的御前会议。
会议，从入夜，开到天明。
主战的一派，还在撑。领兵的老将军，把祖传的佩刀，拍在了案上：“畿内还有五万可战之兵！各关隘，天险可守！国主，战至一人，也不可不战而降！”
主和的大臣，没有争辩。他只把一册东西，轻轻，放到了老将军的刀旁边。那是大唐《大唐日报》的倭国专号，头版，是登州港的画图：码头上，堆积如山的银箱；画面一角，是应募做工的倭人，排到街尾的队。
“将军，”大臣的声音，很疲惫，“您说，战至一人。可您看看这个——排队的人，是咱们的人。”
“他们排队，不是去打仗的。是去领工钱的。”
“民心已经不在畿内了。五万兵，守得住关隘，守得住人心吗？”
满殿，死一般的寂静。
御座上，山背大兄王开口了。他的声音，平静得让满殿的老臣心里发毛：
“当年，寡人在长安，住过一年多。”
“寡人见过他们的坊市，见过他们的报纸，见过他们的工坊。那时候，寡人以为，把他们的书买回去；把他们的唐元换回去；把他们的算学学回来——三十年，倭国就能有他们一半的样子。”
“十五年，寡人办书院，改吏治，通商路。学得不可谓不苦。”
他顿了顿，环视满殿：
“可诸卿方才听清楚了——登州的报纸，如今，是用电报，一夜之间传到天下各州的。他们的船，是铁做的。他们的兵，坐着火车，五日，从洛阳到云州。”
“寡人当年，偷到了他们的种子。可他们这十五年，把整座山都搬走了。”
“这不是一场仗的事。这是——追不上的事。”
“追不上，还要拿五万条命去填吗？”
满殿，寂静。
天明时分，山背大兄王做出了决定。他召来小野洋子，交给他的使命，只有一句话：
“再使唐。”
“这一回，条件，随他们开。”
“只有一样，”王闭上眼，像是用尽了此生全部的力气，“记着，先问清楚……”
“他们要的，到底是一个‘藩’的名分……还是要寡人的命。”
小野洋子伏地领命。出发前，他把儿子叫到跟前，交代了一句话。这句话，没有写进任何国书，却被随行的史官，记了下来：
“为父这一趟，是去卖国的。”
“可记住，能把国卖出一个好价钱的臣子，总好过……把国白白送掉的君王。”
“骂名，为父背着。你们，想法子把国赎回来。”
贞观二十一年，二月。
倭国的第三次求和使团，渡海，西来。
这一次的使团，规格，是前两次的十倍；使团的行囊里，装着倭国王室的传世之宝；而使团上下，人人知道，这一趟，最要紧的行李，不是宝物。
是，膝盖。
船到登州，登岸前，小野洋子站在跳板前，对着满船的随员，说了此行的第一句话：
“自今日起，见大唐的官……”
“行，跪礼。”
满船的人，默然。
有个年轻的随员，忍不住红了眼眶：“大人，我倭国……立国千年，何曾……”
“何曾跪过。”小野洋子替他把话说完了。老人望着登州港里，那连成片的桅杆，摇了摇头，声音，低得只有他自己听得见：
“跪，还有国。”
“不跪，就什么，都没有了。”
他率先，踏上了跳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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