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合案和城西失踪案的联合起诉书在周一递交。
检察院那边看完材料用了三天，主诉检察官翻到试药死亡名单那一页的时候沉默了很久。
二十六个名字。
最大的五十七岁，最小的十九岁。大部分是外地务工人员，有的是工地上的力工，有的是送外卖的骑手，有的连社保都没交过。他们的共同点只有两个——穷，以及愿意拿自己的身体换几千块钱。
天合的人把这叫“临床志愿者招募”。
实际上是黑市药物试验。未经审批的化合物，直接打进活人体内。
二十六个人死了。
有的死在试药当场，有的是出了试验基地之后几天、几周甚至几个月才发作。有的到死都不知道自己身上的症状跟那几针有关系。
市里决定举行公祭。
仪式安排在临江殡仪馆的追思厅。不铺张。没有大屏幕，没有漫天的花圈，就是一面白墙上挂上二十六个名字。
有些名字找不到照片。
苏寒提供了一份意见——他在尸检和案卷复核过程中接触过其中十四具遗体或遗体组织，有些死者的面容他比家属见得更多。他建议找不到照片的死者就不放照片，只放名字。
“名字够了。”他跟负责布置的民政局工作人员说。“照片找不到就别硬凑，放一张空白框反而更难看。”
林雅婷去接了一趟人。
陈守义的女儿从外省坐了十四个小时的硬座赶回来。二十三岁，在南方一家电子厂上班，请了三天假。
她下火车的时候提着一个蛇皮袋，里面装着她爸的遗物。不多。一件洗褪色的工装、一双线手套、一本钳工等级证书。
林雅婷在出站口接到她的时候，姑娘站在人流里攥着手机，不知道往哪走。
“你是陈小月？”
“嗯。”
“跟我走。”
车上陈小月问了一个问题。
“那些人判了吗？”
“起诉书已经递了。”林雅婷从后视镜里看了她一眼。“主要责任人面临的最高刑是死刑。”
陈小月没再问了。她把蛇皮袋抱在怀里，一路没哭。
公祭当天来了很多人。
多到追思厅外面的广场上都站满了。
其中一大半不是家属。是看了新闻之后自发过来的普通市民。有个大爷骑了二十多公里的电动车，从郊区过来的，说他侄子以前也差点被骗去试药。
省台和市台联合做了直播。
仪式很简单。有人讲话，有人鞠躬，然后读名单。
二十六个名字被逐一念出来。
每念一个名字，台下就安静一瞬。
“陈守义，男，五十三岁，钳工。”
陈小月站在第二排。她没哭，只是在听到父亲名字的时候，把怀里那本钳工证往前推了推，像是怕别人看不到。
仪式最后有一个环节——家属可以把亲人的遗物或者照片摆放在纪念碑前。
陈小月走上前，把那本钳工证放在碑座上。
暗红色的封皮，边角都磨毛了。翻开第一页，贴着一张两寸证件照，照片上的中年男人穿着工装，嘴角带一点不自然的笑——拍证件照时被摄影师逗的。
陈小月在碑前站了大概十秒钟。然后她蹲下来，用手把证书的位置正了正。
“爸，判了。”她声音不大。“该死的那些人，一个都跑不掉。”
旁边有个老太太哭出了声。她是另一个死者的母亲。七十多岁了，走路都要人扶。她拎着一双布鞋过来的——她儿子穿了三年的那双。
有一个细节后来在网上传得很广。
直播画面里，陈小月放完钳工证起身往回走的时候，路过那个老太太身边。老太太站不稳，陈小月伸手扶了她一把。
两个素不相识的人，因为各自死掉的亲人，在同一面碑前站了一会儿。
弹幕从头到尾都在刷名字。
二十六个名字滚动了整整一个下午。
没有煽情的解说，没有背景音乐。就是名字。
一个一个的，都是活生生的人。
苏寒没有出现在公祭现场。他还在“死”着。
他在安全屋的笔记本电脑上看了直播。画面不太流畅，安全屋的网络信号装的是独立线路，带宽有限。
他看到陈小月放钳工证那一段，把视频暂停了。
屏幕定格在那个蹲着的姑娘和那本翻开的证书上。
苏寒盯着看了几秒。
然后他关掉了直播页面，打开桌上那份起诉书副本，翻到第四十七页，找到了陈守义的名字。
“试药编号T-14。注射未知化合物三次。末次注射后第十一天出现急性肝衰竭，送至市第二人民医院时已陷入昏迷。入院第三天死亡。”
苏寒把那一页折了个角。
他不需要记住所有人。但有些名字，在尸检台上见过一次，就不会忘。
晚上林雅婷来送饭的时候，手机里还存着追思厅的照片。
“你看了直播？”
“看了。”
林雅婷把饭盒放在桌上，犹豫了一下。
“陈小月今天问我，那个法医还活着吗。”
苏寒拆筷子的动作停了一下。
“你怎么说的？”
“我说他在出差。”
苏寒没再接话。
有些事不是一句话能解释的，也不需要解释。
起诉书递上去了。名字念过了。证据链闭合了。活着的人能做的就这些。
至于那二十六个人——他们听不到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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