谢小为的目光从窗外收回来，落在前排座椅的靠背上。“国家会给你赔偿。”程立说，“程序上的事会有人来处理。”
谢小为没有马上回答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轻声说了一句：“谢谢。”
他是大学生，知道国家赔偿是有标准的，不是想赔多少就赔多少。
但他也知道，他母亲这些年为了翻案花掉的钱、借的债、受的白眼，那些账是算不出来的。
他说的“谢谢”，不是谢赔偿，是谢翻案。
车子经过老虎冲村口那棵老樟树的时候，程立停了一下。
“肖大姐，李静的母亲林大姐那边，等安顿好了，我再去一趟。你们先回去。”
他把林大姐的事放在这个时间点说，是因为他不想在谢小为刚出看守所的时候就提李静——
提了太重，一个刚出来的人扛不动。但他必须让肖大姐知道，他会去。
肖大姐点了点头，扶着谢小为下了车。她站在路边，看着谢小为的脚踩在村口那块满是煤渣的地面上。地面被冻得硬邦邦的，踩上去几乎没有脚印。
“回来了就好。”她说。这句话不是对程立说的，不是对自己说的，是对谢小为说的。她等了一年多，就为了说这句话。
谢小为站在那棵老樟树下，抬起头看了一眼。
老樟树的枝丫上挂着去年结的黑色小果子，干瘪了，在风里轻轻晃动。没有新芽，什么新芽都没有。
一月份的老樟树是不发新芽的，但他在看——在看这棵树还在不在，在确认这棵他从出生就认识的树没有被人砍掉。
这棵树还在，村口的煤渣路面还在，山上的枯草还在。
有些东西变了，有些东西没变。他需要把变了的东西和没变的东西都重新认一遍。
他看了一会儿，低下头，跟着肖大姐往村里走。程立没有立刻走，坐在车里，看着他们走到院门口。
两天的下午，程立开车去了另一条路。
从老虎冲出来往南走，拐上一条更窄的路，路两边种的树和老虎冲那边不太一样——
柏树多，一排一排的，又密又直，冬天也不落叶，只是颜色比夏天更深了，近乎黑色。
风从树冠上过，声音很闷，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一面蒙了布的鼓。
林大姐家不在村里，在离村口还有几百米的一处缓坡上。
房子是八十年代盖的，白色瓷砖外墙，现在已经发灰了，有几块瓷砖的边缘翘了起来，露出发黑的砂浆。
院子里的水泥地坪扫得很干净，墙角堆着几捆柴火，码得整整齐齐。院门口没有锁，门虚掩着。
程立推开院门走进去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。屋里传来脚步声，然后门开了。
林大姐站在门口。
她看起来比程立想象的要平静了，是那种“已经哭完了”的平静。眼泪可能会被新的眼泪覆盖，但不会消失。
她的眼眶周围有一圈深色的印记，是常年揉眼睛留下来的，怎么洗都洗不掉，像一道浅浅的河床。
她看着程立，没有问他是谁，也没有问他来干什么。她只是说了一句：“进来坐吧。”
程立跟着她走进堂屋。光线通过高高的窗户落进来，在地面上铺开一小块方形的光。因她一家人都在外地做生意，所以老家也没怎么去装修、布置什么的。
屋子里的家具很简单，一张八仙桌，几条长凳，墙上挂着一幅旧日历。
电视柜上放着一张相框，里面是一个扎着马尾辫的女孩。李静。
程立在那张相框前面站了一下。他没有伸手去碰，只是看着。
“她小时候长得很像我，长大之后越来越不像我了，越来越像她爸爸。”
林大姐说。她坐在桌边，手里端着一个搪瓷杯，杯里的水没有冒热气，应该已经凉了。
她说话的语速很慢，像在整理一段很长的记忆，挑一些能说的部分拿出来。
程立在她对面坐下来。“林大姐，案子已经结束了。邓兵、林强、周勇，三个人都伏法了。谢小为已经被释放了，他的罪名全部撤销。”
他说话的时候目光没有离开林大姐。他知道林大姐和肖大姐不一样——肖大姐是受害者家属，也是翻案成功之后能接回儿子的人。
林大姐也是受害者家属，但她接不回任何人。案子翻了，对她来说意味着真相被确认了，但女儿不会回来。
他必须把话说清楚——谢小为是冤枉的，害死她女儿的人是邓兵，不是谢小为。
林大姐没有马上回答。她端着手里的搪瓷杯，低着头，看着杯底。
杯底没有茶叶，只有一层薄薄的水垢。过了很久，她开口了：“那个叫谢小为的孩子，他……怎么样了？”
“他瘦了一些。”程立说，“但他状态还行。他出来的时候，穿了一套新衣服，看上去精神了很多。”
林大姐没有马上接话。她把手里的搪瓷杯放在桌上，目光落在那张相框上，停了一会儿。
“我有时候会想，”她慢慢说，“如果那天下午小为没有去我家，她会不会就不会出事……但这个念想不能这么算。”
她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，像是已经想了无数遍，把每一个角度都想透了。
谢小为那天是去看李静，他们高中同学，正常来往。邓兵是尾随过去的，带着酒，带着林强和周勇。
谢小为在不在，邓兵都会去找李静。不是因为谢小为去了才出事，是因为邓兵本来就盯上了李静。
她能想通这件事，说明她已经把这件事翻来覆去想过很多遍了。但她还是说了“这个念想不能这么算”——她是在劝自己。
她把相框转过去，面朝桌面，又转了回来。
“她要是还在的话，今年应该大学毕业了。她说她想去广州那边工作，说那边机会多。”
林大姐的声音不高，像是在说一件已经想过很多次的事，“她读书的时候成绩一直很好，老师说她能考上好大学。后来也确实考上了。”
她说话的时候没有看程立，视线一直落在那张相框上，像是在跟相框里的人说话。
程立没有接话，安静地坐着。他知道林大姐不需要安慰——安慰的话她这一年多听了太多，每一句都没用。
她现在需要的是有一个人坐下来，听她把想说的话说完。
林大姐说完了。她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重新抬起头来：“那个叫谢小为的孩子，他家里人现在怎么样？”
“他母亲在村里，身体还好。他父亲在广东打工，听说已经往回赶了。”
林大姐听到“广东”两个字的时候，目光微微动了一下。“他爸也在广东？”
“嗯。在工地上干了好多年了。”
林大姐没有再问了。她丈夫也在广东做生意，两个家庭的父亲都在南方打工，两个家庭的孩子都是高中同学，一个死了，一个被冤枉了一年多。
命运选人的时候没有道理可讲。她端起搪瓷杯又放下来：“程书记，你回去之后，替我给谢小为带句话。”
“什么话？”
“案子了了，那就好好往前走。”
程立没有打断她。她说完之后，又停了一下，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，像在整理一段很长的话，把边角都抚平了。
“赔偿的事你不用管，我这边可以走司法途径申请。该争取的我们会争取，国家这方面的政策是有的。”
“钱不钱的不重要。人已经没了，不会回来了。但至少有人知道她是怎么没的。我就是想知道这个。”
她不是为了赔偿，是为了知道真相。她女儿是怎么死的、谁害的、为什么凶手能逍遥法外一年多——
这些问题在她心里堵了一年多，现在终于有了答案。答案不美好，但至少是真相。
程立点了点头。她端着那杯茶，没有再说话。
茶杯里的热气在午后昏暗的光线里几乎看不见，只有凑近了才能感觉到一丝若有若无的白汽，很快消散在冰冷的空气里。
坐了一会儿，程立站起来，走到门口的时候停了一下，没有回头。
他说：“李静的事，档案不会销。她的名字会留在这个案子的卷宗里。”
他给的是两个承诺。第一个——档案不会销，肖大姐那些年复印的材料、信访回执、案卷复印件，不会随着案子结束就被销毁，会封存在司法档案里。
第二个——她的名字会留在这个案子的卷宗里。李静不是“受害人李某”，不是判决书上一个被隐去的代号。
她叫李静，她的名字会写在这个案子的每一份正式文书上，以后任何人翻开这个案子的卷宗，都会看到这个名字。
身后没有人回答。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的时候，回过头看了最后一眼。
林大姐还坐在那张桌子旁边，手里攥着那个搪瓷杯。她的目光落在桌面上，没有抬头。
程立轻轻带上了院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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